任正义善意地半劝说半疑问：“顾总，别的不说，我只是很好奇你的动机——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一辈子都要专注于终端消费者业务呢？运营商端的，网络端的业务，你真的不想涉及？这一块的利润，没你想象的那么低。虽然你的商业资历比我深厚很多，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术业有专攻。至少在华兴通讯，我待的时间比你长三倍。你在消费电子、电脑领域确实比我懂行，但通讯这一亩三分地，真是我比你懂行。我就是看准了运营商业务的利润，才决心下海的。”

顾骜闻言轻轻一笑，伸手从桌角的雪茄盒里抽出一根，用雪茄剪剪了口子，拿喷灯点了，然后挥一挥烟雾：

“你想差了，我说看不上政府订单的收益，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单子具体能赚多少钱——我很清楚。我说不在乎，是因为我知道这种生意做了，对我的全局国际布局，有很大的影响，也可能会扭转我的国际形象。”

任正义更加不解了：“难道你觉得做运营商业务是很丢人的事儿么？”

顾骜挥手做了个驱散的动作：“不是丢人——我问你，你要是做邮电有关部门的业务，早期你想拿下单子，你要不要给人好处？

我也不说国内了，我就假设你本事很大，未来做成了之后，打海外市场。欧美发达国家，凭你的技术，我就算你可了劲儿地狂追，我相信十年之内你是达不到欧美先进运营商的技术要求的。

所以，我假设你也就做做东南亚中等发达国家，或者准发达国家的生意。你觉得，你要拿下这些国家的运营商，你能不给好处么？”

顾骜这番话里的措辞，没有任何问题。

在80年代的语境里，中国人的官方口径，都是称呼李家坡为“中等水平发达国家”，乃至“中高等发达国家”的。

连马来西亚，都被认为是发达国家，而泰国在90年代初被认为是准发达国家。也就印尼和菲佣这些更落后一级，实在与发达不沾边，但当时经济也比中国要好一些——这些国家，都是在98东南亚金融危机倍索罗斯黑了之后，才一落千丈的。

马来西亚更是从已经发达就此跌回发展中。

所以，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第一批下海科技创业者眼里，如果自家产品要谋求出口，肯定第一目标就是主攻东南亚市场。那些都是技术比中国差、但却比中国有钱不少的存在。只要国货质量和技术水平还过得去、然后比原本占据市场的日货便宜上五倍十倍，就能抢到市场。

说句难听的，80年代中期，还有不少沪江等开放程度比较大的窗口城市，因为市民移民机会多，很多妇女想尽办法弄去马来西亚，然后说不定就倾尽所有嫁人在大马开个小卖店什么的。

当年人家可风光了，不过开了25年小卖店后，就发现国内当年那些同在沪江的、原本比她们家境更差的邻居，拆迁致富，卖套拆迁房就比你去大马奋斗25年还牛逼十倍，也不知这些当年抢着嫁给东南亚人的妇女作何感想。

扯得有点远，这里无非是说，顾骜拿东南亚市场作为出口市场的代表来举例，并没有不妥。

任正义想了想，便也中肯地回答：“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东南亚的营商环境，但也略有耳闻。在这些地方，做运营商生意、抢公家订单，不给好处……确实不太可能。怎么？顾总，你是担心做生意给人塞好处，名声不好？这没什么关系吧，咱在国内保持正气凛然就好了嘛。到了东南亚，那些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本来就是拜金堕落的，这种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你只是大投资人和拉来战略资源的，具体经营你完全可以推不知情，又不用您亲自去跟客户拉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