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良心说，顾骜上班四个月，原先真没参加过“团建”，也没沾过单位一毛钱福利上的好处。

反正如今单位搞活动也不多，此前他上班的日子撞到的机会也就两次。他都用紧急任务加班、出差混过去了。

主要是因为顾骜太有钱了，他怕额外出手阔绰请客会招摇拉仇恨。公事公办不请么，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大家都多多少少知道他家里有钱（只是不知道他到底多有钱）。

所以不如躲了，免得里外不是人。

如今要重新融入团队，难度就比较大，处处得小心翼翼的。想请大家吃饭打保龄球还得巧立名目，不伤人面子，并且确保不谈正事儿，免得将来被歪曲成“腐蚀同事”。

……

这天，已经是八月初，又是一个深夜，顾骜带着酒气回到宿舍。（晚上8点以后回来就算深夜了，时代特色）

“又这么晚，喝酒去了？最近到底怎么了，不会喝就少应酬嘛，又不是求人办事。”

正在台灯下伏案写作的萧穗，打了一盆凉水，心疼地过来给他擦脸。

“跟技术市场办和政策研究室、外服法律司的一群同事多聊了会儿，就去打了个球。”

顾骜洗了下脸，随口诉说，并不是那种妻管严向老婆解释的语气。

他办的是正事儿，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年头，如果没有人改变历史的话，距离京城第一家卡拉ok（当时还不叫ktv）和第一家肯塔基家乡鸡出现，还要五六年呢。

除了刚出现的保龄球外，实在是没别的娱乐活动了。

要不就是去舞厅跳舞，但那玩意儿显然不适合正儿八经的同事活动。

“你自己觉得对就好，我不管你，我只要你身体好好的。”萧穗也知道顾骜不会干坏事，非常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