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怕的，是进口进来的物料，无法严格按照当初申报的用途使用——比如顾骜要开游戏机厂的话，申报了买1000片z80的cu，每片消耗外汇150美元；如果最后确实出口了1000台游戏机整机、每台售价500美元，那也就罢了。

怕就怕最后出口只出了800台，还有200台偷偷在国内高价卖掉了，甚至是把这200片差额的免税z80用于生产彩电自动洗衣机的控制板——那样，就没有把所有进口物资都用于创汇，而是被中国人自己“堕落”地“消费”掉了。

这是国家非常忌讳的，因为当时的导向就是“所有的外汇都该用来创造更多的外汇，而不是供国民奢侈”。同时挪作自用的话，还涉及到一个“避税走私”的嫌疑。

如果过个15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因为统计手段、法治完善程度和技术监控都上来了。

弄个隔离的保税加工区，比如沪江的浦东保税区、姑苏的昆山保税区，确保进口到这些地区的物料，统统不许流入国内的其他地方，只许在保税区加工完后、走太仓港原进原出。所有花外汇买进来的东西，只能用于赚外汇，而不是给国民自己消费。

但是在79年谈保税，显然太不实际。

所以，要在国内建厂，最大的瓶颈就是“只能建设所有原材料都能在国内找到供应的厂”，如果原材料要靠进口，就完蛋了。

而同期的湾湾和韩国显然没有这种顾虑，湾湾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韩国也才三四千万。他们很容易统筹，既然赌了国运（地区运）要搞电子产业，那就每年进口个几亿片英特尔和其他顶级芯片巨头的各种高精尖原材料。

哪怕最后真有两三千万片被用于生产国民消费品了，只要剩下的几亿大头全部是拿来出口的，湾湾和韩国就不怕外汇枯竭。

在这种大水漫灌的决心下，把国家地区发展赌在三星lg或者台积电富士康身上，也确实可以出成果。君不见如此孤注一掷十几年后，三星一家就能带动韩国全国三分之一的gd了。

两地在产业链上向上下游发展了十几年后，终于开始搞自己的芯片，后来三星和台积电也颇为成功。而国内直到17年才爆发中兴被芯片禁运案卡脖子。

但湾湾和韩国的路，明显不能适合内地国情——以国人对当时凭票、匮乏的电子产品之渴求，恐怕是几亿片的英特尔制品涌进来，我们的内需市场都能消化掉，那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彻底清空了。

而且哪怕垄断了全世界的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规模也养不活一个十亿人的经济体。不舍得为这个行业打乱了外汇管制的全局。

顾骜思之再三，觉得去深市办厂还是风险太大。

最后，他模模糊糊敲定了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