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在榆北做的不就是政府工作吗？你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大一点？”谢克力也加入了讨论。他在财政部工作，而财政部无疑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政府部门，谢克力肯定是要为自己的部门争一争的。

祁瑞仓大摇其头，说：“恰恰因为我在招商局工作了好几年，我才更深刻地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必须受到约束。我们榆北招商局的工作，总体来说是有效的，大家也非常敬业。但不可否认，从局长到普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都有个人的诉求，有的是追求政绩，有的是追求招商奖励，还有一些甚至带有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在理想的政府行为模型中，政府应当是追求市场利益最大化的。而实际上，政府追求的却是自身的政绩最大化，这就是目标的偏差。比如说，我们在招商的时候，引进了一些有污染的企业，这些企业经营产生了极大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构成了全社会的成本。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榆北不应当引进这些企业，但政府官员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考虑的是引进这些企业有助于自己的政绩……”

“这算是委托代理问题吧？”冯啸辰卖弄道。他前世是学工科的，这一世却读了经济学的硕士，所以也有些经济学功底了。

祁瑞仓说：“没错，我正是用了委托代理模型来解释这种情况，同时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概念，提出政府在产业复兴中的角色选择问题。另外，我在招商工作中，还认识到政府的决策其实也是存在着缺陷的，这个可以用有限理性的观点来解释吧，政府官员也不是万能的，他们也会犯错误。市场的作用就在于用多个主体的智慧来修正个别主体的错误，如果一味强调政府主导，那么政府犯了错误，经济就要受到影响了。”

“我倒是觉得，你们俩的观点并不冲突嘛。”王振斌插话了。发计委官员也是需要有点理论水平的，所以王振斌平日里也会看看经济学期刊，对一些理论概念不算陌生。他对祁瑞仓和丁士宽说：“我觉得，小祁的观点是市场为主，政府为辅，小丁的观点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说到底就是谁多一点，谁少一点的问题。相比你们俩10多年前的分歧，你们现在的分歧已经小得多了，我记得当年小祁是坚决反对产业政策的，现在他已经能够接受政府的角色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嘛。”

祁瑞仓点点头，说：“我承认，我过去的认识是有些偏颇的。在榆北工作这几年，我看到了政府在市场培育中发挥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以榆北这样一个老工业基地的情况，要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产业转型，建立起初步的市场制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老祁在榆北的政府官员中，是一位坚定的制度大师。榆北的很多制度，都是老祁帮助建立起来的，包括外来投资商的行为规范、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人才流动的规定等等。没有老祁，榆北的市场规则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善的。”冯啸辰笑着向大家介绍道。

“这就对了。”王振斌说，“我们在发计委的时候，也经常会请一些专家来讲课。我感觉到，纯粹在象牙塔里做研究的学者，会更推崇市场化，言必称亚当斯密之类。而但凡有一些实践工作经验的，像小祁、小丁这种，多少都会对政府的作用给予一些肯定。前一段时间，中央领导有一个讲话，提出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教条，应当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小祁和小丁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方面，虽然有些分歧，但都是真知灼见。我想，你们俩为什么不能联起手来，共同搞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呢？”

“我的确有这个想法啊！”

祁瑞仓和丁士宽几乎是同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说完了才发现自己与对方说得惊人的一致，不由得相视大笑起来。他们俩都是有学术理想的人，的确都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创立一套学术理论，当然，像王振斌说的那样二人联手搞研究，他们还没有想过。此时听到王振斌的提议，难免有些心动。

冯啸辰说：“我支持老王的意见，老祁和老丁是咱们班的理论大师，最为难得的是，他们都不拘泥于自己已有的学术观点，而是积极地参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观点，凭这一条，就足够把很多所谓的大师抛到几里外去了。中国的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如果不把这些思想归纳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实在是太可惜了，也愧对这个时代。你们俩一个偏市场引导，一个偏政府管制，恰好具有互补性，联合起来搞一个理论体系，我觉得肯定能够轰动整个理论界。”

“哈哈，承老幺吉言。”祁瑞仓爽快地说，他在榆北呆了几年，性格上变得更加豪放，他对丁士宽问道：“老丁，有没有兴趣联手搞点研究，没准过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咱俩的了。”

“你来挑头吧，我帮你整理资料。”丁士宽低调地说。

“一言为定！”祁瑞仓没有去纠正丁士宽的谦虚，他端起一杯酒，对众人说道：“各位，刚才老幺说得对，这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来源，不管是做理论，还是像老王、于姐你们这样做实务的，都赶上最好的时代了。咱们都还年轻，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时光，让咱们加倍努力，不要愧对这个时代。”

“对，不愧对这个时代！”

众人一起站起身来，高举起酒杯，大声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