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杨锐，勉力挣扎，依旧无法从现实生活的泥潭中脱离出来——当你辛苦了一天，疲惫不堪，饥渴交加的回到宿舍，拿起一盒午餐肉，却舍不得打开的时候，学业的成功与学术奉献的光环，已然黯淡无光了。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杨锐回到80年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自己的经济困境。

而当经济困境解决了之后，杨锐就再没有顾忌了——

即使他面对的是令人畏难的引物设计，也不例外。

老实说，这项工作，杨锐能够从脑海中的资料库中得到的帮助是很有限的，他至多能够得到一些理论上的指导。

当然，有理论支持也是难能可贵的。理论指导不仅给杨锐指出了方向，缩小了尝试的范围，而且给予了他极大的信心。

即使如此，实际操作依旧困难。

至少比30年后的学者做未知引物还要难上许多倍。

后世的学者起码有引物设计的软件可用，仅此一项，就不知道要节省多少时间。后世的学者还有更多的模板可供参考……

而在1985年，杨锐甚至连仪器的效率都无从追求。

但是，杨锐一点畏难之心都没有。

他吃饱穿暖，有牛肉吃，有定制风衣穿，想坐车坐车，想骑自行车骑自行车，他还存了两屋子的邮票，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价值不菲的专利技术。

即使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引物设计中，即使要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杨锐也不觉得畏难。

更何况，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工作。

遗传工程实验室终究是杨锐掌权，而遗传工程实验室里的8名研究员，也是难能可贵的帮手。

后世做引物设计的学者不好，许多生物专家都有做引物设计的经验，的确，他们有更多的技术手段和资料做后盾，但做此等研究的学者，能有一名助手就算是不错了，想要8名专业的科研人员每周付出110个小时来帮忙，那是想都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