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实验室凑到条件了，就赶紧写成申请书，投过去，然后，或者通过关系拿到经费，或者就忐忑不安的等待着公正的小手抚摸到自己。

做导师的，通常就是负责凑条件，找关系的。有的项目基金对实验室面积有要求，有的对仪器设备有要求，有的对导师的资格有要求，这些都属于正常的，还有非正常的，对导师的户籍有要求的，对导师的学历有要求的，甚至对婚否有要求的，反正，萝卜坑的故事哪里都有。

杨锐刚开始读研的时候，就有接触过项目申请书，那时候还是给师兄打下手，权当了解，等到研二研三，他自己做了师兄以后，做标书的时候就多了，像是863计划，国家自然基金之类的，全文看过自然是不可能的，但是片面的了解一下各项要求，还是很自然的。

如此一来，杨锐脑海中也就存下了许多的相关资料。

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科研界，这些资料，其实可以说是千金不换的。

诸如“发展纲要”这样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其实是做擦屁股纸都嫌硬的，你知道未来二十年要重点发展的是高分子材料，那又如何，该搬砖的照样搬砖，该做高分子材料的照样做高分子材料，搞基础生物学的明知道前途渺茫，照样没路子转行。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种成体系的判断，却实在是太考验人了，就像是无数人讨论的“运10”，究竟是发展还是放弃，所需要考虑的要素实在太多。这已经不仅仅是科学的判断了，还牵扯到对国际局势的经济发展的判断，对未来的国际局势的判断。

当然，“运10”这种应用性很强的问题，并不一定需要科学家来做决定，那么，是否大力发展“离子通道”的研究呢？“基因组学”呢？如此专业的问题，大约只能是科学家来做决定了。

而在两者之间的问题，更加不好判断。中国是否需要参与到“基因组”计划中去呢？历史上，中国到了00年前后，才做出了参加的决定，算是赶了个末班车，完成了1的基因组测序，事实证明，稍微晚了一些，但总比没做的好。

再靠近政治和军事一些，比如说，我们是否要继续开发和研究生物武器？是否要继续开发和研究核武器？基因武器距离我们有多远？现在开发会不会白花钱没成果？现在不开发，会不会让人直接一招爆头了？

事实上，这种资料，就像是当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项目一样，它在一年内，三年内，五年内，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放眼10年后，20年后，它的影响却决定了10亿人的辛苦工作，究竟是发挥了100，发挥了120，还是发挥了20。

中国早期的863计划，自然是免不了有诸多的不足与漏洞的，即使与同期的外国的相似计划，例如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星球大战计划），日本的“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亦有所不如。

然而，国家级的科研发展纲要的问题，就在于，你只能请本国的科学家来完成它，即使本国的科学家的水平比诺贝尔奖得主差两个阶级，也不能允许外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插手期中。苏联人反其道而行，结果“休克疗法”直接变成“立卒疗法”，或许，他们当初打的就是这个主意。

对中国学者和中国政治家来说，由本土学者完成本国的科学计划是理所当然的事，早些年，中国人是体会过外国学者插手之后的结局的，曾经的苏联老大哥在变成苏修之前，也并不总是本着同一个理想而为你着想的。

杨锐是根红苗正的中国学者，他的学术声望，虽然不足以他来撰写一篇完整的科学发展纲要，但是，杨锐要是撰写一篇生物学的发展纲要，还真的不能说是自大。

杨锐将吃的干干净净的鹅骨头在桌子上敲一敲，又用旁边的湿毛巾擦干净手，然后扶正笔记本，迅速的写下多个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