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刘红梅的儿子和苏先凯同年毕业，苏先凯因为成绩好而留校了，刘红梅的儿子却因为只读了不出名的大专，没能分配到学校里来。

两个年轻人不同的命运，却在刘红梅心里扎了一根刺，或许是更年期到了，刘红梅逮到机会，就要讽刺苏先凯两句，方才觉得快活。

自然的，苏先凯是不会觉得快活的。

正相反，办公室里的空气，几乎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

如果用后世的语言来评价，刘红梅就是在施展冷暴力。

然而，苏先凯虽然天天都看论文，却对此无可奈何，他可以去实验室，但实验室是多个小组公用的，做完了实验就要出来，他也可以去教室，但教室也是给全校学生使用的，上完课了就要离开。

学校还要求老师坐班，以方便学生来问问题。

很少有人来问小助教问题，于是，苏先凯每天就在图书馆和办公室打转。

因为学校里拿不出经费给青年教师，所以，苏先凯等年轻人必须先做理论研究，只有理论研究做的好了，才能增加经费。

苏先凯迫切的希望能够写一篇理论稿子出来，发表在国家级期刊上，继而拿到学校最高的3000元经费，做自己想做的项目。

拿到经费，开启项目，不仅意味着脱离“新人”阶段，还意味着自己有新的办公室可选，哪怕是最差的项目办公室，苏先凯也可以第一时间搬过去。

中年妇女的怨念，实在是太可怕了。

苏先凯一边为未来做计划，以对冲办公室大妈的邪气，一边加快脚步。

他是极少收到电报的。苏先凯上一次收到老家的电报，还是一年多以前，里面就四个字：母病速归。

苏先凯吓的心慌，连夜倒了几趟车，站着回了老家，结果是母亲的老胃病犯了，住院缺钱，弟弟偷偷的拍了电报。

就是这么简洁的四字电报，苏先凯还被老父埋怨多次。“能吃一笼素包子了”差不多要成苏父的口头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