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现在苏早早住的地方已经不算事自己的家了。

她爸妈跟大伯在一年前因为工地安全事故,有一个算一个,都没了,大伯母带着她和堂哥去找大老板要个说法,双包的大老板让她去找甲方公司,甲方公司又让去找承包方,至于包工头,早就拖家带口跑去河南了,连过年都没回来,看起来像是打定主意远走他乡再不回来了。

就这么当作皮球踢来踢去,带着两个孩子没钱没门路又没文化的大伯母率先扛不住,只能带着三个亲人的骨灰盒回了老家。

之后再要去找人,人家直接就当没这个事,开口就让大伯母走法律程序。

大伯母倒是个坚毅的妇女,凑钱咬牙花了五十块钱去咨询小县城里的律师,得到的结果很不好,因为她既没有亲人跟工地承包方的劳务合同,也没有三个亲人进医院时相关负责人的签字交费等记录,总之就是要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嘴。

到最后,人没了,钱也没有,大伯母一个人就种着家里的十几亩地养活两个孩子,这种情况下,大伯母对苏早早言语行为上少不得有些粗俗暴躁。

年少时的苏早早简单笼统地将其归纳为嫌弃、厌恶,等到长大了,明白赚钱的辛苦,自然也就懂了大伯母当时情况下能咬牙继续送她念高中念大学是种怎样的伟大。

伟大的大伯母在看见冷不丁出现在大门口的侄女时,手里的碗都差点没端稳。她先扭头看了眼墙上的老式挂钟,快接近六点了。

五月份的天气,天黑得不算早,外面才麻麻黑。

大伯母放下碗筷,又问旁边埋头呼哧呼哧喝红薯稀饭喝得正香甜的儿子,“大娃儿,今天星期几了?”

长得牛高马大的少年眼神清澈如孩童,声音也带着几分幼稚的欢脱,“今天星期三啦!还有两天早早就能回来陪我玩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