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的费用除了继续在各个平台上做广告之外，更多是花在主创人员亲自参加的各种媒体活动上。

比如，电视台的各种脱口秀、采访以及与业内人士的各种互动，其中包括无比奢华的晚宴、群星云集的派对，好莱坞各个片厂在此时将极尽其奢华之能事，用钱堆出影片的知名度，堆出投票会员们对影片、对主创的好感。

据说去年《老无所依》拿到多个奥斯卡提名后，科恩兄弟在纽约的米其林三星的日本餐厅kao asa宴请宾客，那里的一个鲔鱼卷就要68美元。

而玛丽昂·歌迪亚为了博得观众和投票会员的好感，一个月内多次私人飞机从欧洲、夏威夷飞去洛杉矶、纽约，参加影片的宣传活动，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下飞机，她就会收起倦意，永远面带微笑，最后凭借一部不怎么起眼的小制作《玫瑰人生》夺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但从今年开始，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了所有投票选举过程更公正，不受这些宣传活动影响，禁止投票选举人员参与任何与影片相关的非放映活动，聚会或晚宴——但附在放映活动后的聚会和晚宴还是依旧可以奢华。

毫不夸张的说，奥斯卡金像奖同样没有绝对的公正，也没有绝对的专业。

奥斯卡奖的评选也同样常常遭遇批评，比如大多数年份都会出现的黑人演员抗议奥斯卡奖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获奖者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等等。

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二十年来，虽然奥斯卡受到公关宣传的影响在变大，但很少看到有对奥斯卡评选可能存在舞弊的质疑，即便是这一评奖有着鲜明的“老年白人”色彩，但6000多投票人和数个环节所设置的层层门槛，让这一充斥着不透明的评奖机制却能够始终面对大众、媒体的检视而不露怯。

或许，就像哈维·韦恩斯坦对墨菲说的那样，奥斯卡的程序、方法比理念更重要，更是相对公正的基石。

这么说吧，如果说有人，包括哈维·韦恩斯坦在内，能操纵奥斯卡投票过程的话，根本就是笑话。

学院的六千多名会员，超过百分之九十都是白人，其中大多数是五十岁以上的男性，所以基本上主流群体就是一帮白人老头们。

换位想一下，一帮无组织、无纪律的白人老头们投票选举，可以影响他们，但谁能一次性强迫这么多人？谁管得了他们？整个投票过程完全不可能操控，唯一能赢得选票的方法就是用影片和各种相关的活动来打动他们。

而且奥斯卡投票有两轮，第一轮选出提名影片，等提名结果出来了，又开始新一轮投票。

整个投票过程都是在极其严密的环境下进行，选票先由各个会员寄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洛杉矶和伦敦办公室，由一小队宣过誓的专职人员手工检票——不是公益性的公证处，反而是营利性的会计师事务所，后者的职业操守和职业技能其实更有信服力。

他们检票的地点非常秘密，从来不公布于众。

“这些场所都安装有生物识别密码锁，只有最初宣誓过的人才能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