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美国短期利率为300，（还没有到联储主席加息的2月4日）日元的利率为15，双方的利差达到150个基点，但是钟石知道如果历史没有发生错乱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就发生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正是将美日的关系和整个世界的债券市场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天到了2月9日，距离美联储加息已经过了6天，市场对加息的反应已经完全过去，但是债券市场的波动还是和格林斯潘的预期不一样。

通过这段时间的操作，路易斯和他的团队已经成功地在国债期货市场上建立了一个4万手的看空头寸，共耗去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不过基于这个市场的日均持仓超过30万手，日均成交量在25万手左右，因此这个头寸并不太显眼。

在请示了钟石之后，路易斯等人留下了3亿美元作为后备之用，而其他的资金则给钟石拨到了另外的市场，至于是什么市场，他们就不知道了。

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美，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友好”的会晤，双方对已经持续了长达8个月的贸易纠纷再次举行谈判。

尽管在几乎是十年前美国拉着其他几个国家半逼半劝地让日本、西德等国家签署了促使他们货币升值的《广场协议》，但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局面并没有改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这几年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但是贸易顺差的额度一直在增长，到了94年，日本全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00亿美元，其中有一半即600亿美元是来自和美国的贸易，这其中60是出口的汽车所导致的。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的两届政府一直对日本进行施压，克林顿的前任布什总统甚至在天皇的丧期就带着美国汽车工业的一大批人到日本，强迫他们购买美国的整车和零部件。

到了克林顿时代，他更是刚一上任就开始和日本方面展开贸易特别是汽车工业方面的谈判，也有了一部分的成绩，93年7月，美日达成一项减少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有利于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框架协议”，而这仅仅是一项“意向性协议”。双方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如在日本方面类似于“减少账面剩余，增加外国市场进入，大幅度增加进口”等字眼在美国方面的理解则是“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增强国际竞争力”。

这个框架从讨论到执行的第一天开始，双方就充满了不信任，甚至在各个领域的交易上，双方都曾赤裸裸地放下狠话，威胁要寻求报复。

克林顿和他的政府所谋求的是让日本汽车巨头们“自愿”每年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制的汽车配件。如此一来，就将日本出口的汽车利润压缩到一个地步，而美国的贸易赤字四成是来自于日本，其中又有六成是来自汽车工业，也就是说单单是美国从日本进口汽车一项就站到他们贸易逆差的两成四，接近四分之一，因此如果能将这部分的逆差降下来，对于整个美国的贸易逆差减少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但对于日本来说，这就显得不大可能了，因为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中的三成是来自汽车出口，若是按照同一比例来算，汽车出口能创造的贸易顺差占到整个日本贸易顺差的六成，这个比例远比汽车工业对美国所创造的逆差更重，因此即便是更换频繁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哪个首相敢轻易答应这个条件。

细川护熙首相此次访问美国，已经准备了另外一套替代的方案，使出一套总额高达14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增长计划来取悦美国。但是细川和他的团队刚和美国人展开谈判，就惊讶地发现，美国人对他们的谈判底线了如指掌，甚至还引用了日本代表私下里的谈话，这让他们阵脚大乱。（美国在波音飞机上装了窃听器）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刺激国内经济政策的方案，使得他们目前持有的美元资本重新流回美国，毕竟在日本流通的是日元而不是美元，这笔1400亿美元最终还是要流向美国市场，很大一部分流向美国国债市场，这就给了美国政府更多可用的资本。

不过美国并不愿意，依然坚持要求日本汽车工业使用美国配件，同时开放电信、医疗器械、保险等市场，日本也是退无可退，以这种要求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强硬地拒绝，最终双方不欢而散，历时三天的贸易谈判在2月12日宣布破裂。

这是美日谈判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全面决裂，也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对美国说“不”，因此成了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而钟石所做的一切都是源自于这个事件，他很清楚，美日汽车贸易谈判还要持续好几十个月，最终在95年才达成相关的协议。因为这个贸易摩擦，还使得美日之间的关系下降到了一个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