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作派和手法，钟欣愉是熟悉的，她一直知道香港也有军统的站点。

形势到了这个地步，郑经理干脆关照家里人放了消息出去，说他突发急病，住进了英国人的医院。其实却在办公室搭了一张行军床，每天锁着门，通过电话办公，召集董事开会，抢着时间把行里的钱散出去。

全行上下只有几个人知道实情，钟欣愉便是其中之一，也是最不惹眼的一个。

在别人眼中，她是个三十好几岁的女人，有家有口，还大着肚子，每天由先生开着车接送上下班。但他们不知道，她其实是在执行董事会的决议。

先是筹建中行大厦，在中环德辅道买下一块地皮，立即与打样行签好设计和建筑合同，建材、设备一样样采购起来，全部用的现金。

行里剩余的资金即刻放贷给在港的中资企业，其中最多的，就是内战那几年设备原料滞留，借机开起来的纺织工厂，这时候已经发展到了 100 万枚纱锭的规模。

那一阵，她白天在银行上班，夜里和林翼出去交际，打牌，吃饭，跳舞。去见侨领，见那些在香港开厂的华商，聘律师，起文书，外面人看着，也只当是她陪着先生谈书画方面的生意。

等到全部办妥，郑经理的“病”才好了，出来见台湾派来的代表，把地契、合同、账册，全套摊在桌上，实话实说，钱都花完了，行里账上没现金。此时非要他去台湾，便是一系列的官司，牵连到的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利益，港英当局大概第一个不答应。代表也知道没有办法，只得作罢，离开香港回台湾去了。

这件事过后不久，钟欣愉便进了医院，第二次分娩。这回是个女孩，起名阿时。

休完产假，她再回去上班。行里人都知道了，说你先生怎么同意的太冒风险了。

她只是笑着，说自己其实也就跑了几趟腿，实在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