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讲被捕的时候是在法租界的一个旅馆里，和一个中国妓女在一起，整栋楼外面都围着警察，他中了一枪被带出来，两只手铐着铐子，脸上套了一个报纸折的面罩……”

格雷格一直在说，但他没再听下去，叫上常兴，径直出了门。

他们哪里都找了。大学、银行、血巷里每一家酒吧、以及法租界的那个旅馆，她应该去的地方，不应该去的地方。

最后找到她，是在浦东的那间栈房里。脸上手上都受了伤，人却很平静，正一点一点烧掉那些纸，拆掉机器，沉入黄浦江，把各种颜色的油墨倒在一起，拌进石灰。

不知道这么做有多久了，她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没办法让她停下来，只好和她一起做，直到抹去此地所有的痕迹。

回浦西的船上，她发着低烧，靠着他睡过去。他这才发现她身上有一把枪，里面少了两发子弹。

没办法问，更不敢想。

他送她去医院。医生检查过，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和常兴，说她一身瘀伤，几近虚脱，让护士替她擦洗干净，喂了水和药，安排了病房。

她继续睡下去，热度反反复复，在高烧里喃喃自语，像是跟别人争吵，但回答的却也是她自己。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在干什么我在挣钱啊！人各有价，卖的东西不同而已。”

“爸爸怎么说的你忘记了什么东西该是你的，什么不是，你忘记了吗”

“什么是该着我有的育婴堂墙上的那个抽屉还是土山湾大房间最里头那一巴掌地方哦不对，那也不是我的，我这样的人就该着什么都没有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