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保持着那个姿势看着那里，直到下一个客人走到她面前。

九月份，沪大开学，欣愉和沈有琪到杨树浦去读书。两人念的都是商科，欣愉学银行，沈有琪学会计。

沪大商科有勤工俭学的传统，她们去书记那里仔细排了课，每周四天读书，三天做事。薪水是按照天数打了折头的，但还是足够应付吃用开销。

唯一不方便的就是远。学校在江湾边上，要走去勒克诺路坐八路有轨电车，从起点站一直坐到终点站外滩上海总会，再转二路电车坐一站，到南京路下。全程都坐二等车厢，票价六分加两分，总共要八分钱。

有时候碰到柜面账轧不平，留下来加班查账，回到宿舍里，已经披星戴月。

但那还是很好的一段的时光，尤其是发薪日，两个人一起去大壸春馒头店，吃生煎包和油豆腐细粉汤。

欣愉讲前面柜台上遇到的客人，沈有琪就讲后面公事房里的同事。

比如谁谁谁老是用脸和肩膀夹着电话听筒，从来不肯好好用手拿，就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一副很忙的样子。

谁谁谁要回老家去订婚，竟然叫了父亲来银行请假。老父亲端着大家长的模样，虞经理一张面孔比什么时候都难看，也不与他说话，直接问那个女行员，是她自己出来做事，还是她父亲把她寄放在这里

还有谁谁谁，好像是怀孕了，但就是不说，总是穿很宽大的衣服，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当着人的面从来不站起来。

有琪的师父，出纳员白太太，有时候也跟她们一起吃中饭。听有琪提到这回事，却是了然的态度，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的，装作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呀”有琪不懂。

“人家家里需要这份薪水，多做一天是一天咯，等哪天实在盖不住了，才会去跟虞经理说明。”白太太回答，“隔壁业务科从前有位马太太，很得力的一个人，就是因为生孩子，办了留职停薪。等到孩子生完想再回来上班，本来的位子上已经有人了，她和行里提了好几次，一直没办法复职，写信写到董事那里去也没回音，已经一年多了。”

有琪和欣愉听得唏嘘。

白太太教育她们：“看到了吧没找到好男人，就得在外面做一辈子。沪大里面小开不少的，你们两个眼睛都睁大点，要是找到了好男人，以后就算你要出来做事，他还不许呢。”

“这样也算好男人啊”有琪转过头偷偷对欣愉嘀咕。

白太太就坐在她们对面，当然也听见了，说：“你啊，还是年纪小，以后你就知道了。”

有琪还要争辩，欣愉笑着圆场，说：“好，我们眼睛睁大点，去学校里找找看。”

白太太跟着笑起来，其实也不当真。

就这样，秋去冬来，女子银行搬了新的大楼，地方还是在南京路上，样子好了很多。

但欣愉在柜面做得熟了，渐渐发现此地的业务不过就是那一些——为女校代收学费，保管箱存放珠宝，太太们存私房钱，附近商行做事的女职员也喜欢拿支票上这里来兑现，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实业家捧场存了些款项。

与此同时，大学里上的课却又完全是另一些东西。

严教授会给他们讲盛宣怀，讲中国的第一家现代银行，也给他们讲给欧洲黄金战争，金银复本位制，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以及马克思。

他说导致清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并非通常以为的坚船利炮，而是西方的金融资本最终攻破了清朝古旧的货币体制。

他说在英帝国扩张其版图的过程中，每占领一个国家，都会试图控制该国货币发行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殖民。在货币之后，商品贸易定价，工业发展定位，甚至政府的财政税收、军事开支都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沦丧。

听起来都是很大的题目，严承章却可以像个说书先生那样，手里把玩个紫砂茶壶，一边喝茶，一边侃侃而谈，讲得深入浅出。很多学生爱听他的课，一堂西方经济学总是坐得人头济济，不光有商科的学生，连别的学院的人也来听。

但叫欣愉记忆犹新的，却是一则笑话般的轶闻。

那一次，严教授讲的是 1908 年的事，朝廷举办大清银行，银根奇缺。

当时的贵族与官员们嘴上说着为大清万死不辞，实际上宁愿不拿利息，倒给管理费，也要把钱存进外国银行，好汇出去买房、买地、买橡胶园。

有个王爷被人参了一本，说他在东交民巷的汇丰银行里存着六十万两银子。太后派御史去查核，正好赶上礼拜日，银行休息。王爷恐怕事发，到处托人。有个在天津租界认识的朋友，直接带了银行专员到王府，跟他要了印章和存折，保证当天提款销帐，不留丝毫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