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当时工部局图书馆已对华人开放，但读者大都是西侨，馆藏的书籍也都是英文的，报纸更是仅限于大美、字林西报与大陆报几种。近一些的年份是装订成册的原件，摆在免费的阅览室里。更久的已经给制成了幻灯片，需要缴会费，去档案室的一个机器上看。

所幸知微手上还有钱，她们翻遍了 1908、1912 与 1914 三个年份所有的报纸，但最后所获的不过就是寥寥几行字的记载。

1912 年的叶少钧是一桩伪钞制造案子的疑犯，在巡捕房抓捕时逃脱，从此再无踪迹。

1908 年的夏与阳却是诈骗。有个叫关庆东的人在天津租界报案，说夏与阳与人合谋，冒充东交民巷汇丰银行专员，骗走他六十万两银子，却不知为什么耽误了六年时间，一直到 1914 年才出来投告，这个夏与阳自然也是找不到了。

线索就断在此处。这两件时隔久远的案子也许互相纠联，因为一枚已经丢失的印章，一个已经身亡的同案犯。只是她们完全看不出来与父亲的死有什么关系。

剩下的只有另一段记忆里的细节。那一年生日之前，去小照相馆拍照的那天，父亲在路口的邮筒那里寄出过一封信。欣愉还记得信封上碎片般的几个字——宁波路，程佩青。

父亲的笔记本里曾经是夹着很多东西的，现在却都没有了。也许真正完整的线索，已经给寄出去了。

那又怎么样呢知微说，八年过去了，收到线索的人什么都没做。

但欣愉却又想到另一种可能，她从阅览室里拿来一张商务印书馆 1920 年版的地图，摊在面前，对知微说，你知道吗上海有两条宁波路。

知微看着，看着，手指跟着细细的道路描绘。果然，上海有两条宁波路，一条在公共租界南京路那里，另一条在华界，靠近法华民国路。或许那封信送错了地方，根本没有寄到收信人的手中。

于是，她们又找到宁波路去，正确的那一条。申商储行倒是还在那里，门面仍旧小小的，朴素却端方，就像曾经那张剪报上照片里的一样。

走进去，行员很是客气，并不欺她们年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