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赵淮原的车子赶到，几个巡捕吹着口哨冲下来，手持警棍驱散了人群，但福特轿车已经不见踪影。两辆警车分了两路，继续往北，一个岗亭一个岗亭问过去，伯顿路，海宁路，北四川路，靶子路，一直到公共租界的边沿汇合，驻守路口的日本巡捕告诉他们，从没见过这么一辆牌照号码为 476 的黑色福特轿车。

程佩青只觉头皮发麻。回想方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直到看见满天飞舞的钞票才完全确定侦缉处的情报没有出错。他们要找的就是这个人，叶少钧。而这个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夜幕降临，云层后面滚过一阵雷，隆隆声由远而近，像是终于撕破了一幅绷紧的鼓皮，雨水一滴两滴地砸落，越来越密，越来越沉重。所有人都已经放弃了，等着回去交差，只有钟庆年还俯身在引擎盖上看一张商务印书馆新测的上海地图，手指沿着细微的道路描画，然后折起来，扔给程佩青，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程佩青冷笑，一句话已经到了嘴边，却又觉得说与不说都没有意义——就凭你，怎么找呢

巡捕们怨声载道，但钟庆年坚持。他默不作声，又好像到了暴怒的边缘，神色阴沉，颌骨紧扣。他们都怕他，只好跟着他一点点地找过去，甚至远到越界筑路的区域，天主教女学堂，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延绪山庄，日本人小学校。时间点滴流逝，搜索的范围越来越大，目标就好像一滴水溶进汪洋，希望越来越渺茫。

直至深夜，他们终于发现了那辆牌照号码 476 的黑色福特轿车，被抛弃在宝山路水厂附近的一座旱桥下面。

程佩青从警车上下来，跟着钟庆年朝桥下走，西装外套总算脱掉了，里面的亚麻布衬衣已经湿透，紧贴在身上，分不清是因为汗还是雨。水倾洪而下，像个巨大的琉璃钟罩在他头上，几乎找不到喘气的空隙。他甚至有一种错觉，自己会淹死在这里。

室外的气温已经降下来，福特停在一片黑寂中，车窗玻璃上满是雾气，看不清车内的情况，但没有人天真地以为里面还会留着任何线索。直到钟庆年按下把手拉开车门，一股湿热的血腥气扑面涌出来。

手电筒的白光照进去，程佩青看到那个艺名楼小琼的女人倚坐在后排位子上，像一只松了线的木偶，头和手优雅地垂落，好像已经死了，精巧的面孔脱了妆，苍白得宛如一片撕碎的宣纸，衣服被血和汗水浸湿，襦裙掀到膝上，两腿之间有一小团污浊的肉体，拖垂到她脚下的血泊里。

钟庆年俯身下去，双手捧起那个东西，方才意识到那是个婴儿，紫灰色的皮肤薄到近乎透明，浑身满是血和胎脂，黏着几张各种颜色的残币，依稀辨得出是军钞，美元，还有英镑，也许有真的，也许都是假的。

忽然间，胎盘下来了，女人喘过一口气，不像是活物发出来的，倒好像是一个无生命的空腔最后的啸鸣。脐带另一端的婴儿却有感应，浑身颤抖了两下，开始啼哭。

但那并非真正的哭泣，没有眼泪，没有感情，只是声带的震动，表达这世间最自私的欲望，告诉别人它在这里，要吃，要温暖，要活下去。

第4章 1940年秋

绿色铜护套屋顶之下，是一座巴西利卡格局的舞厅，灯光璀璨，拱券高耸，中间一层烟雾缭绕，宛如这人造天地之间稀薄的云层，再往下看，才是攒动的人群。

夜已经深了，钟欣愉还在跳舞，和着爵士乐的节奏，一次又一次被卷入舞池的中心，再向着边沿漂摇而去。

一首狐步，一首快步，而后必有一首华尔兹，是此地多年不变的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斯滕格斯鸡尾酒，穿燕尾服的东欧琴师，一口白牙的黑人歌手和染成金发的俄国舞女。

坐船回国不过一个礼拜，她每晚都会到这里来，身边的男伴有外国银行的高级职员，也有字林西报的记者。有的是与她同船来的，也有的是到了上海之后才结识的，但他们都对她的来路和企图心知肚明——为了谋一份差使，或者钓一个夫婿，甚至不是真的差事，真的夫婿，也不要紧。

像她这样的女人——他们都听得出来她英文讲得很好，举止与体态无可挑剔，但又不可能不注意到她的高跟鞋有磨损的痕迹，旗袍穿来穿去总是那两件，有些疲态了——她显然读过书，但没有财产，没有家世，看年纪，早就错过了大众观念里适合结婚的机会，大约已经上过男人的当，而且不止一次。在眼下这样的年月，她最好的出路也不过就是如此了。

喧沸的音乐和谈笑声后面，隐约传来的飞机引擎的嗡鸣。钟欣愉回头朝窗口望去，发现周围的人都仿若未闻，继续跳舞，继续饮酒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