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孝基站出来拱手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陛下自西北崛起，一路擒各路反王，立国安邦，风调雨顺，真龙自生，如今广施仁德，大华必将超越前几朝，创下八百年周，六百年汉的局面。”

罗昭云点点头，这些赞美之词，听一听就行了，如果完全当真，自我良好飘起来，可能就会出问题。

“如今各地都在推向新政、新法，许多偏远之地，民教未开，推行缓慢。另外，中源之地，接受北周和前朝的律、令、格、式已经根深蒂固，一时间要改变许多思想和规矩，效果同样势单力薄，诸位卿家觉得，治国与新律法推行，有哪些建议？”罗昭云询问法治、新政方面的问题。

已经推行了一年，但是各地的反馈，并没有很有效果。主要因为西北边陲之地，对儒家仁义礼智信，对法治的条规条令约束等，都觉得不适应，在陇西、北地、潼关、蓝田等不同区域，都效果甚微。

辛公义说道：“古人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法治。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此，臣提议，当注重君子德行培养，施之以礼，推行教化，久而久之，则天下大治不远矣！”

罗昭云闻言之后，心中暗笑，这是大儒常推崇的君子之道，意思是法治不可靠，规矩是死的，只有多用君子来实施和推行，法治和条令、新政等，才能有效展开，主张育人，培养儒家之道，作为根本。

这番话具体解释是，法不能自己发挥作用，依法类推也不能自发地推行，有了善于治国的人，法就能发挥效用，没有这样的人，法也就失去了作用。法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君子，则是实施法制的根本。

这时候，杜如晦站出来说道：“臣以为，法治和条规乃是根本，不能以人来转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君子之道，培养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即便隋朝有诸多经纶之士，但也无法满足各地所需。自古以来，律法与政令符合时代，能够被百姓接受，只要选拔官吏，不徇私，不枉法，推行下去，就能维持下去。商鞅变法能成功，就在于取信于民，对国有利，符合秦国的国情，才能称霸诸侯，最后统一六国。”

辛公义摇头道：“可是别忘记，秦国焚书坑儒，摒弃儒家之学，推行酷吏与暴政，才有二世而亡的惨痛国运，值得反思。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矣！”

杜如晦自然也不会放弃他的观点，继续反驳道：“辛尚书，此一时彼一时，我等亦是精读儒学之道，也研习其它经纶，光靠一种思维和观点，很难治理如此广袤土地和臣子，加上南北中原，边陲戎地，情况不同，所以，得需要诸多适合时宜的条令来稳固地方。”

罗昭云听闻，觉得辛公义和杜如晦说的都有道理，只不过，杜如晦代表年轻人的思维，比较贴近目前的形势，辛公义讲的是大道理，不算错，却不一定很适合当下的局势。

其实诸子百家的思想，各大儒的说法，很多地方都很有道理，甚至彼此冲突的理念，也各有道理。用的时候，要看环境、时期、场合等，不能教条，不能僵化使用，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了。

接下来，长孙炽、高孝基、萧瑀、温博彦等人，都支持辛公义的观点；而长孙无忌、褚遂良、魏征等人支持杜如晦的观点，形成了固守派与少壮派的交锋。

这无关党争，而是思想层面的理念不同，都是发自内心地理解，却形成了两股朝中群体。

罗昭云微微点头，他已经大致听明白了，两拨人说的都有一些道理，各汲取一些，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规章制度和推行办法，才是解决问题的所在。幸亏他的思想来自现代，多出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观念，对这些人的说法，成熟与否，能够辨析出来，如果化作其它君王，没有超脱这个时代，每次要做一个决定，听信哪一方，可真就有些困难了。

“诸位卿家观点，朕已经明了，皆有一定道理。古之圣贤曾说的好：明主急得其人，暗主急得其势。获得治国的人才，贤明志士，共谋大事，才能定国安邦，这也是诸位聚集在此的原因，天下人才尽入我大华七八成，所以大华才最有希望成就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