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非要征收，就会出现官吏趁机盘剥百姓的状况……比如在洪武七年，彰德府课税司向老百姓用的茶叶，枣子，饮食之物征税……一下子惹恼了朱元璋，老朱大怒：“古谓聚敛之臣甚于盗，正此等官吏也！”

立刻将课税官吏缉拿下狱，严惩不贷……后来老朱又降旨，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时节追送礼物，染练自织布匹及买已税之物，或船只车辆，运自己货物并农用之器，各处小民挑担蔬菜，各处溪河小民货卖杂鱼，民间家园采用杂果，非兴贩者，及民间常用竹木，蒲草，器物并常用杂物，日用食物，俱免税……

通过老朱的旨意，可以看得出来，洪武皇帝对待商税的态度。

普通百姓，织布，打渔，编草鞋，席子，卖点红枣，鸭梨，蔬菜……这些东西，是一律不准课税的。

换句话说，就是不许扰民，不许鱼肉百姓。

商税主要集中在盐，铁，豪商，作坊上面……是典型的抓大放小，这是非常合理的。

只是碍于官吏的能力和品行，很多该抓的大鱼，也抓不上来……当然了，到了明朝中后期，情况就更遭了，收不上税，反而会被视作善待“百姓”的好官，跟朱元璋的初衷已经完全背离了……

如今银行的出现，给完善商税大网，提供了可能。

“陛下，目前臣预收了三千贯商税……却不知道如何处置，故此来向陛下请旨。”

“三千贯太少了，若是能多几倍就好了。”

老朱自言自语起来。

按理说收商税，当然是好事情，而且越多越好。

老朱巴不得每个商人都能给他的国库提供贡献呢……可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大商人，并没有接受银行，他们不愿意把钱存进去。

柳淳能收的这点税，全是靠着大宁商品的买卖换来的……试想一下，假如整个京城的大宗交易，全都纳税，又该是何等恐怖的数字！

但问题来了，如何让商人接受银行呢？

下旨意逼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