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看四下无人，悄悄附在杜鲁门耳边道：“当初总统派多诺万上校担任特使和丘吉尔首相说好一旦情势不利且对方提出请求，我们在英国的部队将协助他稳定大局、坚持抵抗……”

杜鲁门震惊地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他当然懂赫尔口中这番话的意思——“稳定大局”是政变的代名词而已。

“这……这……”他张口结舌，“总统同意该计划？”

“口头同意了。”赫尔想了想，“参联会三位主要军方代表应该也知道这件事，您不妨再问问他们。”

“还有谁知道？”

“可能还有霍普金斯先生。”

杜鲁门点点头，知情范围倒不大，都是罗斯福总统的心腹和得力干将。他想了几分钟，决定不能鲁莽，搞政变这种事不但违背美国体制，还容易造成人心不稳。于是答复道：“我有数了，一会召开参联会讨论该问题。”

赫尔知道他压力太大，不便再火上加油。

昨天与杜威的政策与形势分析辩论会杜鲁门感觉应付起来很吃力，从媒体的印象来看，大家认为杜鲁门很委屈，很多责任不该他背负，但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责任，杜威发难的焦点有两个：

第一是杜鲁门对华莱士的“迫害”，认为杜鲁门执行的策略与华莱士当初声称的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当初杜鲁门要用“叛国”这种字眼攻击对方？现在杜鲁门自己是不是在叛国？

第二，大战打到这份上，军事屡屡受挫，财政开支如流水一般支出，究竟该如何解决？

对第一个问题，杜鲁门认为情况不同、时间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甚至巧妙地引用了一个反例——“珍珠港事件前，反对日美开战、主张日美和好是爱国者；珍珠港事件后，主张日美开战才是爱国者，只差短短几天，判断标准就改变了，改变的不是说法，是现实！”这反例虽然牵强，但勉勉强强算是应付过去。

对第二个问题，杜鲁门没直接否认，但坚持认为目前政府采取的方式和策略是得当的，具体成果不一定能如心如意，但战争依然要坚持下去，他反过来问杜威，“你想怎么样？”

杜威表示：“美德并无深仇大恨，我希望尽快与德国实现和平然后去对付日本。”

“如果德国不答应呢？或德国要求高昂的条件呢？”杜鲁门当场报以冷笑，“仗打到现在，还在说美德没有深仇大恨的谎言？非洲、冰岛、佛得角都是谁在拼命打击我们？这种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和平的意见对得起死难者家属么？对得起战死的官兵么？如果德国能和，日本为什么不能和？就因为日本看上去比较弱？”

这种反问杜威无法接受。两边竞选顾问都表示，民众虽然对政府屡屡失败表示不满，但因为本土大体上还是安全，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和平的想法还不是主流，本来大家认为可以和德国停战，但听说德国在南美支持各国反美且不放弃与日本同盟，舆论关于与德国议和的想法基本也逐渐淡化——至少现在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