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傻乎乎去问为什么朱可夫不把意见对华西列夫斯基全盘托出——这在政治上是很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决定朱可夫下战役决心的已不是纯粹军事因素，更多地掺入了政治和其他方面情绪的考量。他前次已对华西列夫斯基暗示，两人在重大决策上不能完全一致，这不仅是为了自身，更是为了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朱可夫显然比华西列夫斯基更能明白斯大林决定放弃列宁格勒的用意：在后者看来，这决定多半是为了改善不利的战线态势，而在前者眼中，这标志着斯大林同志已基本下定决心要和轴心媾和了，双方唯一的分歧在于具体条件还谈不拢，所以需要再磨一磨。朱可夫认为计划的着重点就在于帮助下定决心、加快议和进程：要么是进攻成功，红军取得一定优势从而迫使德方答应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要么是进攻失败，红军丧失最后的进攻能力，帮助斯大林同志下定决心接受德国条件——德国人会不会继续提高要价还在两说之间。

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看问题是有明显分歧的，很多时候甚至截然不同。就放弃列宁格勒这件事，华西列夫斯基的解读是出于军事需要——缩短了战线、节约了兵力，赢得了宝贵的重整机会，而朱可夫的解读是出于政治需要——斯大林同志需要试探一下德国人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试探一下国内民众对与德国停战媾和的接受度，以及如何看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第036章 第三次打击（8）

很多时候，媾和不一定比坚持抵抗代价更大。

如果按华西列夫斯基的策略继续下去，红军当然能不断推迟决定命运的那一刻到来，但反过来也避免了决定性结果的出现——无论是好是坏！所以朱可夫的结论是，斯大林即便同意南北两路向心进攻，出发点也不是为了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恰恰相反，他在寻找体面而稳妥的媾和之路，华西列夫斯基的拖延战术注定因不符合政治前提而不会获得采纳。

就朱可夫而言，他其实还有一个最优选择，那就是立即利用现有局势和条件迅速和德军媾和——因为英国人试图媾和的风声已传了过来，一旦英国投降，东线压力将进一步增大。至于美国人，他不认为罗斯福有什么反扑能力，他们自己至少首先要解决马岛问题。

实践证明他的猜想是正确的，莫洛托夫用一句“合格的总参谋长”来形容华西列夫斯基，就把这种“书生意气”诠释得淋漓尽致。但就如何媾和斯大林显然还有不同想法，否则他也不会置朱可夫的“最优方案”于不顾，偏偏选择次优方案，并还琢磨着打上一仗。

“对停战这件事，基层的同志到底怎么看？”斯大林已从贝利亚手中获取了一些民众意见，但他还是有些不太放心，要再找别人印证落实下。

“基层的声音很复杂。”莫洛托夫叹了口气，“一部分同志认为，战争进展到这个程度，红军取得军事胜利的机会极其渺茫，学习列宁同志签署第二个布列斯特合约虽然痛苦，但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这以领导干部、中级以上军官比较普遍；一小部分同志认为，战争打到现在，我们很困难，但敌人同样困难，继续坚持的话曙光可能会出现在眼前；还有极少一部分同志认为，不能和敌人签署这种合约，但也不能再在这里坚持下去，建议将党和国家机构搬迁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去，一部分红军化整为零在沦陷国土打游击战——该策略借鉴了中国的例子，南京政府在丢掉大部分精华国土后不与日本和平，更不与日本傀儡政权发生关系，而是搬迁至西南地区持续抵抗。”

按照莫洛托夫的概括：第一种意见主张学列宁；第二种意见主张学巴黎公社，第三种意见主张学中国，不过他很巧妙地避开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

斯大林把目光转向伏罗希洛夫，后者回答道：“我个人认为第三种不是好办法，苏维埃和中国情况不同，远东和西伯利亚人口太少，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0，经济基础羸弱，根本无法长期坚持。而中国西南地区虽然发达程度比沿海要差很多，但差距并未像我们这么大，而其人口密度不算低，重庆政权在情况最恶劣时至少还拥有全国总人口的40；至于第二种嘛，我认为要掌握斗争的策略。”

所谓策略其实就是指当初列宁如果同意党内多数派与德国硬拼到底，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立即就会变成第二个巴黎公社。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心腹干将之一，打仗水平完全辱没了元帅这个称号，但政治力与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的水平超过了大多数人，不然最初五大元帅被清洗掉三个，另一个布琼尼现在靠边站，只有他还活得有滋有味，要是没点水平，早就成了内务部的祭品了。

斯大林点点头，伏罗希洛夫的意见其实很明确：第三条不是好办法；第二条是死路，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第一条。

“看来大多数同志赞同第一条办法。”斯大林慢条斯理地说道，“这说明党中央前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决定是得到群众拥护的，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你们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