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活动得比较厉害，但让我抓了起来，整体而言无损大局，具体如何处理还需要征求您的意见。”

“秘密关押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韧劲，如果几个月以后他们还能不改初衷，可以秘密放他们去伦敦——既然他们这么想去找戴高乐的话。”贝当交代道，“我想他也不喜欢容易变节的分子吧？至于那些首鼠两端、很容易就叛变的动摇分子，放着也是祸害，该处理就处理吧。”

“是，阁下。”达尔朗没想到贝当居然会这么说，他露出奇怪的神色，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对我的意见有异议？”

“这个……略微有点奇怪。”达尔朗说道，“我还记得您当初一力要求以叛国罪缺席审判戴高乐死刑呢。”

“呵呵。”贝当忽然露出如顽童般的笑容，“那是做给德国人看的，不然我们怎么过关？真想要他死我为什么不派刺客？英国方面有的是我们的人。”

“可惜他不能理解您的宽宏大量与一片苦心，居然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还甘愿为丘吉尔火中取栗。”

“戴高乐是个人物，他只是和我们政见不合，但为了法国的心思我是理解的，行事操之过急、不择手段也是年轻人办事的通病，只希望他别中了丘吉尔的圈套。再说，政坛不就是这样奇怪么？1916年抵抗到底的法国英雄变成了1940年投降敌人的卖国贼……”

达尔朗知道贝当说的是他自己，早在1939年就有人建议贝当去竞选总统，他笑着拒绝了，并说道：“总统是战败后的元帅来充任的职务。”没想到后来一语成谶。达尔朗诚恳地安慰贝当道：“您千万别这么想，这对您不公平，是您将法国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任何一个有良心的法国人或者历史学家都不会忘记您不惜声名拯救法国的功绩，这种功绩不会因为戴高乐分子的抹黑而消失，有些时候忍辱负重比慷慨一死更为艰难。”

“算了，先别说这些了。”

寒暄完毕，达尔朗奇怪地问道：“您这次急着召我回国有什么重要事情？”

“确实有重要决策。”贝当挥了挥手，侍从们机敏地退了下去，“听说过德国人和我们秘密洽谈的消息么？”

“有一点，但不知道详细情况。”达尔朗露出愤慨的神色，说道，“您知道的，赖伐尔总理把持着一切，他对我有成见。”

“不能完全怪他，是我吩咐保密的——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贝当递给达尔朗一份文件，“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文件上面是一个月前德国人发来的照会，上面列举了一些合作事宜，内阁与政府经过深入讨论，除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外已基本同意接受，明天是德国人给我们的最后答复日，但我想在此之前听听你的意见。”

达尔朗慢慢地逐条看下去，最初的疑惑表情逐渐变成了严峻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