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人之计，国遂得救，于是万千功勋，集于一人之身。

称英道雄，赞俊夸才。

理所应当。

这是儒人，或者说，这是大部时间里，大部分人的普遍观念构成。

究其根本，不过是，一人之力，足可以改天换地，而余人不过是被带飞的咸鱼，是被放牧的愚羊。

乌合之众，不足一顾。

因此功劳、荣光归于此人，就可以了。

这是思维逻辑的基点。

也是社会构成的根本。

基于此，人们相信，一贤人之德足以感化万千愚人。

由是，集权才是应当的。

能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万千庸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贤人能够做到的事情，万千愚人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因此使能人、贤人、圣人居于上，民众应当受其管缚。

无有能人、贤人、圣人管理，则愚人不能安宁，不能自理，不能立于人士。

贤人吐绣口，千秋功业成；圣人张灵心，万代智慧集。

因此，庸人不应当反抗能人；愚人不应当拒绝贤人。

但谁人是能人？

谁人是贤人？

那当然是美德的化身士人。

当然是智慧的化身圣人。

当然是一切美好的集中君子。

士人、圣人、君子，这些词汇本身都是一种特定身份的称谓。

但渐渐的，这些身份与人类社会中的某些“美德”趋同，绑定。

温润、潇洒、有风度的是“公子”。

谦逊、帅气、有智慧的是“君子”。

……

既然统治者本身就是能人、贤人、甚至圣人。

那么升斗之民、愚昧之民、平庸之民，为什么要反抗统治者？

凭什么反抗统治者？

将人类的共同美好的道德品质与特定身份相绑定，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它能够有效地减少愚民对于统治者的反抗。

所以后来能够观测到的大部分的反抗，其主力虽然是“愚民”“庸人”，但牵头者，反而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边缘人。

拥有着一定的见识、能力、却又在既有的规则之中得不到预期的待遇，于是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办法打破旧的规则，重新塑造新的规则。

换算到烹子救母的丈夫身上，这种基于逻辑起点的渗透与掌控，展现无疑。

无论是烹子救母、还是烹母饲子，都是一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