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琢磨了一下，随后对阿斯卡列波夫说：“师长同志，你先安排卫生员给这些战士进行检查，没有负伤或轻伤的，继续留在这里；而重伤员嘛，就全部送回到对岸去。”

我的话刚说完，屋里的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师参谋长接完电话后，便走过来向我报告说：“副司令员同志，是集团军司令部来的电话，说发生了紧急的事情，请您立即返回东岸。”

听说古谢夫催我回集团军司令部，我心里便知道肯定出了什么大事情，连忙吩咐阿斯卡列波夫：“师长同志，请立即帮我准备一条船，我要立即赶回东安去。”

阿斯卡列波夫透过瞭望口瞧了瞧外面的天空，随后小心地说：“副司令员同志，您还是等天黑再走吧，大白天渡河，有可能会遭到德军的炮火拦截。”

我冲他摆了摆手，不以为然地说：“放心吧，师长同志，就算德军发现我们在渡河，他们也绝对不会为了一条小船，而随便开炮的。”

我在阿斯卡列波夫的帮助下，渡过了维斯瓦河，坐上了停在渡口的吉普车，匆匆地赶往古谢夫的司令部。

我走进屋子里的时候，看到古谢夫、参谋长、军事委员以及十几名校级军官，正围在屋子中央的桌子四周研究地图呢。我一边快步地朝古谢夫走过去，一边大声地说：“你们好啊，指挥员同志们，你们在讨论什么啊？”

我的话音一落，正在议论纷纷的指挥员们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转过身面对着我，保持着立定的姿势。古谢夫慌忙快步地迎上来，和我握手后，低声地说：“副司令员，元帅同志打电话通知，说让您在天黑以前赶到他的指挥部，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交代。”

“知道什么事情吗？”我望着古谢夫问道。

“不清楚。”古谢夫一脸茫然地回答说：“元帅同志只说有重要的事情，但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情了。”

我听到古谢夫的这个回答，恨不得立即踢他一脚。要是我在普瓦维登陆场时，他就直接说清楚是罗科索夫斯基找我，我回到东岸后就会直接驱车去卢布林，而是专程绕一圈到这里来。不过当着一帮部下的面，我还真不好冲古谢夫发火，只能点了点头，随后满脸怒气地离开了指挥部，到外面找我的吉普车去了。

在前往卢布林的路上，虽然司机将车开得飞快，但我还是感觉太慢，不住地催促他：“快点，再开快一点。”

“副司令员同志。”司机哭丧着脸回答说：“我已经开到最快速度了。”

听司机这么说，我只好乖乖闭上了嘴了，一两百公里的路程，就算司机开得再快，也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心里太着急了。我闭上嘴，眼睛望向车窗外，心里在生罗科索夫斯基和古谢夫两人的气。假如古谢夫在往近卫第77师打电话时，直接告诉我，说罗科索夫斯基要找我，我就能少跑点冤枉路；而罗科索夫斯基呢，如果他能在电话里告诉古谢夫是什么事情的话，我就能提前做到心中有数。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方面军司令部的门口。我推开车门跳下车，一路小跑着朝楼里而去。站在门口的哨兵本来想拦我，但看清是我以后，立即让到了一旁，还抬手向我敬礼。

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罗科索夫斯基的指挥部时，却出人意料地发现朱可夫也在这里。看到朱可夫的时候，我不禁一愣，心说罗科索夫斯基这么急着把我召回来，不会是因为他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要移交给朱可夫吧？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朱可夫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是在十一月，而现在还是八月，历史不会因为我的存在，而再次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偏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