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

我带着阿古明特和阿吉从城市里穿过，来到了沃洛克拉姆斯克东面的师部所在的位置。在一名巡逻哨兵的指引下，我们顺利来到了师部所在那座半地下的掩蔽所门口。

看见我们接近，门口的哨兵端着步枪大声地问口令。我停下了脚步，大声地冲哨兵说：“我是奥夏宁娜中校，奉师长的命令到师部报到，可不知道今天的口令。”

“哨兵同志，让她进来吧，我们等她半天了。”听到这个声音，哨兵收起了手中的武器，回到了自己的哨位。我一看，为我解围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说风凉话的政委叶戈罗夫。

我让阿古明特和阿吉在原地等我，自己上前向这个不招我待见的政委敬礼，然后跟在他的后面进了掩蔽部。一进去就看见那个留在一撮小胡子的师长正坐在桌子前，桌上摆着一盏马灯，还有一部收音机，收音机里好像有人正在做什么重要的讲话，以至于他听得格外出神。见到我进来向他敬礼，他点了点头，然后招呼我坐下：“中校同志，您来得正好，快点坐下，听听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节的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线电广播里的声音很不容易听清楚，喇叭里时常响起噼啪声。师长和政委都不由地凑到收音机跟前来，聚相会神地谛听着，竭力不漏掉一个字。我坐在长桌旁边，听着收音机里传出斯大林那掷地有声的讲话：“……德国侵略者们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那么他们将一定会得到歼灭战！”

当斯大林结束了他的讲话，收音机里传出了暴风雨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又响起了《国际歌》的乐曲，这乐曲仿佛越过汹涌澎湃的海面，开始时隐约可闻，但是很快就越来越响了。

“报告！”潘菲洛夫站起身来，正想说什么的时候，一个人的声音不合时宜地闯了进来。我们扭头一看，一级政治指导员克罗奇科夫正站在门口。他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短皮大衣，没有戴帽子，额头上还冒着热气，看起来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的。没等师长开口说话，他又接着说：“将军同志，请原谅，我不能向您敬礼。在来这里的路上，被敌人的狙击手把帽子打飞了。”

潘菲洛夫呵呵一笑，关掉了收音机，开玩笑地说道：“帽子没有了不要紧，重要的是脑袋还在就行了。”然后走到政委身边，弯下腰和他说着什么。我趁这个机会，赶紧站起来，上前去和克罗奇科夫握了握手，毕竟在一起共过事，不打招呼是说不过去的。

师长转过身来，手里拿着两个红色的盒子，对我俩说了句：“都站好！”我和克罗奇科夫赶紧来了个立正，端端正正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奥夏宁娜中校。”他神情严肃地说道：“为你在保卫我们首都莫斯科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苏联最高苏维埃特奖给你红旗勋章。”说完，把其中一个盒子递了过来，我双手接过装有勋章的盒子，挺直了身体大声地说：“为苏联服务。”潘菲洛夫伸出手，和我使劲握一握，以表示祝贺。

“克罗奇科夫指导员！”他看着我以前的营政委说道：“为你在保卫我们首都莫斯科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屈不饶的战斗精神，苏联最高苏维埃特授予你红旗勋章。”说完，把剩下的那个盒子递了过去。克罗奇科夫接过盒子，也像我一样挺直身体，大声地说：“愿为苏联祖国服务。”师长也抓住他的手使劲握了一握。

“等一等。”政委端着个搪瓷茶杯站起来，把伏特加倒进杯子，然后说：“把勋章拿过来。”我对他的举动虽然疑惑不解，但还是照他的吩咐把装勋章的盒子递了过去，克罗奇科夫也学着我的样子把勋章递给了政委。

政委刚把两个勋章扔进了杯子，克罗奇科夫就好奇地问：“您在干什么？”“应该说洗干净。”政委边说边把杯子递给了我，解释说：“按照俄国军队的传统，希望这不是最后的一个。”看到我接过了杯子，便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喝吧！”

我端着杯子犹豫地说：“可我不会喝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