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和加快民间力量投入到开化和屯垦的力度，因此，才对那些新征服和平定的外域之地，采取了这种大包大揽的权宜之策。

当然了，包税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新定区域内，生熟土户和初代的归化人，数量相对有限的唐人及其带来的藩奴，则不在此列。也算是某种变相促进土族归化的隐性举措。

因此，在海外大开拓时代的初期和中期，成为国人乐衷于自备船只和武装，招募人员奔赴海外开拓（发财）的巨大动力之一。

虽然，因为经营不善或者所投风险而破产，乃至身死异乡者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由此发家致富而奠定一份传世基业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而代表朝廷主导海外大开拓时代的南海都督府，也由此得到了大量反馈的财富和资源，并且节省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以及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本着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的原则；这些蜂拥而至的额包税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几乎是将每一处所见到的延边地区开拓出来，将繁密湿热的山林变成水陆通途，将世代居住的土族部落寻获出来，归化（贩卖）城大唐的顺民和奴婢。

只是再好的政策被执行多了，或有随着时间的流失，都不可避免的走样和变调，更别说这种严重倒退时代的权宜措施和手段了。

再加上相对天高皇帝远的交通与通讯商的限制；于是，除了上缴朝廷的税额之外，为了最大限度追求剩下的利润和价值，他们可谓是极尽盘剥压榨之能。

当国朝的控制力和投入的力量，已经足够延伸到者些地方的时候，这种泽鱼而竭性质的包税制度，就变得很不合时宜了。

这些开拓团同时也是潜在的捕奴团，兼作地方秩序的维持力量。也造就了一些相当畸形的存在，既有其土，又有资税，更兼私兵的地方武装团体，然后他们自然转而追求更多的东西。

比如权宜的司法权，商业上的利益、政治上的地位和名分。乃至与当地分封未久的新旧海藩勾结起来，形成某种隐性的利益联盟，而试图争取地方上更多的语话权和支配力量。

不但造成了不堪忍受的当地土人和归化民此起彼伏的反乱，也侵蚀和影响到国朝管控下的正常税赋和经济体系运作。

而诞生于前朝顺化、崇光年间的光化党人，如今被取缔的地下政治派别之地，就曾经是他们在朝堂中的代言人和幕后推动、鼓吹力量之一。

因此，这种无可遏制的贪念和野心，也毫不例外的遭遇了南海大都护府中枢，和大陆宗藩本家梁氏的激烈反弹乃至严厉打击。

自然这些势力也不会是束手待毙的对象，经过了大小十多场，前后持续数年的海路平叛战争之后。

用这些利令智昏的包税人头颅和身家作为效尤和震慑，南海都督府这才重新整顿和建立两海道的新秩序；但是包税之制却并没有完全消失，依旧活跃在一些国朝控制力和影响薄弱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