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相对于那些乡土出身的地方团练、义勇，根本毫无下限，肆意妄为到连一同作战过的本地友军也无法容忍的程度。

只是相对那些客军，本地武装的规模和实力实在有限，只能勉强守住几座城内而已，对于城外的广大地区，就无能为力。

以至于这些当地出身背景的守军，宁愿转而求助于我们这些前来攻打的敌人，以献城为交换来整肃清靖地方。

用他们的话说，不过是早死晚死的差别，但是任由这些乱兵作孽下去，不用等南军来攻打，他们先要给饿死困死了。

就如我们当初在宋州遇到的那只河东军一般，据说是因为战事不利导致上层人士出现了剧变，影响到底下的士卒，索性破罐破摔的肆虐地方。

结果还没等我们来攻打，倒是先与城内的团结兵内讧起来，让我们捡了个大便宜。而我的部队，当初在宋城遣散的守军中，有相当部分跑到了郓州来，也把我部的名声和传说给带了过来。

这其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无心因果，却让我很有些感叹和唏嘘起来。坚持某种特立独行的风格和名声，果然还是有所好处的。

这一次，就连那些私下抱怨我军法律条太过严厉的人，也无法可说了吧。

对于这些降服者的处置，按照在宋州的惯例，将他们按照人头给口粮，各自遣还回乡。

这个决定宣布出去，顿时一片嘈杂起来，与在宋城那种大多数人，千恩万谢的局面不同，却是有些不愿意的样子。

一顿棍棒刀柄伺候，重新弹压下去之后，才让他们推出代表阐明缘故。

问我们要不要就地募兵？并且协助我们剿灭那些流窜的北兵，这也行？不怕反乱么，你愿意，我还不干呢。

我正想挥手，将他们打发出去自生自灭。这时候，已经是挂名随军记室的带路党赵鼎，却主动站了出来恳请。

给我解释了一番道理和缘由后，才发现我其实进入了一个思维误区。

总以为打进了北朝多年经营的中原腹地之后，长期统治的积威犹在，必然是众志成城清野坚壁的坚决反抗。

起码在南北对峙-征战-拉锯的这么多年后，已经对于偏安岭外的大梁，明显缺乏认同感和信心，因此处于某种信任度的问题，没有考虑过在短期征发民役之外，就地补充有生力量。

但其实这个立场，在某些地区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我忽略了藩镇割据下，人心纷乱思变长期演变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