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汴京的吞吐量趋于饱和了，所以必须扩大城市群，城内的水运码头已经拥挤不堪，需要外迁，一旦外迁就等于摊大饼，实际也是压强原理。如此就可以有更多的水运码头分担工作。

但外围大了以后，各码头仓库间的调拨转运也成了问题，于是环京铁路的意义就会很快显现出来。提升了整个京城的吞吐量，与此同时会衍生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来。于是呢，投资建设这条环京铁路的高方平，很快就可以收过路费赚大钱。

当然这只是初期，铁路的所有权，最终会交回朝廷去。这是肯定的。

铁路的资产和营运权只能是官府。高方平再想赚钱也不能开这个先列。否则的话其实根本不存在其他问题了，高家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吃下全国的铁路建设，成为有史以来最牛逼的铁路大亨，当然最后就等死得了，就算在大宋，一个人控制了国家血管和命脉后，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大宋就这德行，谁家修的路，谁家修的桥，真的可以派人拦着收过路费。那些土匪打劫时候最喜欢的台词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这里过，留下买路财”，这是真有的。

这套制度的祖宗并不是西方，而是东方，在大宋发挥到了极致。最后自己也玩脱了。

所谓的一些地区，一村一寨都是匪，拦着收过路费就是这种情况。

在后世也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譬如公共人行道上随便来个戴袖套的人，收电瓶车的停车费，且这东西屡禁不止，无法杜绝。

之所以无法杜绝是因为法理，在后世，人行道下面的公路，路权是政府的。然而人行道是灰色地带，人行道的路权属于旁边的商铺、使用权又是公共，所谓的门前三包责任制说的就是这个。

既然使用权是公共，是人他就可以停个电动车在人行道上。然而归属权和管理权又是商铺，譬如门口脏乱差，卫生口和城管不找行人、而是找商铺罚款。于是商铺又可以依据管理权和所有权、禁止别人停放电动车在门口。这就是矛盾产生的地方。

收费需要发改委立项批准，不是大牛的那个做不到。于是几方经过博弈后，就形成了共同认可的灰色潜规则：带袖套的来收费，且没有票。

这收费真不合法。但你若不让我收钱我不就不让别人停车。不能停电瓶车、老百姓还真是非常不方便。于是就形成了不合法的收费屡禁不止，拉扯着运行。

后世尚且如此混乱，至于在大宋，这些它就是合法的，所以就更混乱。物资价格居高不下，最大的损耗在运输环节之上，原因就在这里。和气商人他必须一路缴纳“过路财”，面对全是车费路霸的环境。或者就如同卢俊义一样，打出无敌的名号来。

这些都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所以在铁路问题上，高方平绝不打算从外界融资参与，要做出表率来，维持命脉路权属于国有的基调。不服气的就强势和谐，否则越往后民权逐级解锁，根本做不了这些事。

当时高氏船运的万吨大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拉了太多仇恨，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就是当时陶志明担心的问题，不拆桥的话，万吨大船开不进汴京来。然而大宋河道上的桥是很多的，三分之一是官府的，这些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