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升也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地方。

大汉的税收，除了对那些小经营主实行的是定税包税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是按税率纳税。在大明的时代，商税基本上是包税定税，官员收的税多不会得到奖励，反而会被称为是盘剥商民。

而大汉的税收，却是市场商业活动越繁荣，收到的税就越多。

刘钧一路漫步街道，四处打量，不时还问问价，买一两件商品。

对于众臣所说的这些，他比所有人都明白，这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在后世，城市经营是每个地方官员都懂得的。

当然，这也得有环境依托。若没有个安稳的环境，想搞城市经营也难。

大汉开国，万象更新，许多旧的弊端自然也就除去。旧的利益网被打破，也使得许多新制得以实行，许多新的事物能够生存。

尤其是银元券和银铜币的出现，使得商业繁荣有了基础，银元券使得货币流通量大大的增加，交易当然更加方便，商业也就越发的繁荣。

银行的出现，特别是其吸收百姓手里的零散银钱存储，然后再放出去给商人们借贷，更帮助他们把生意做的更强。

新朝吏治的刷新，对商业的支持态度，都在促进着商业的繁荣。

当诸多条件集合在一起，终于使得大汉的商业市场在此时完成了一个质和量的突破，形成了如今这种繁华无比的景象。

繁华的工商业，又增加了国家税收，反过来增强了国家实力。

这般繁荣的景象，朝廷的旧城改造工程，当然就能如此顺利了。朝廷拿国家的税收用市场法则来做这个工程，如同生意一样经营，朝廷没有搞征发百姓做无偿的役夫，也没有让地方提供各种材料物资，而是用从百姓商贾手里收到的税收，拿这些钱，向商人招标，从中标者的商人手里采购各种物资。

拿钱安置旧城区里的居民，补偿那些商家。

拿钱雇佣百姓做工，发给工钱。

在这些环节里，没有强迫，都是遵守着市场经济法则，公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