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也证明赵柽判断的正确性。西辽康国四年，辽军进入费尔干谷地，一路西行，在忽毡附近与西喀喇汗国的大汗马合木统领的军团遭遇，双方搏战之下，西辽军发起凌厉的攻击，西喀喇汗国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葛逻禄人不愿为马合木卖命，纷纷散走，最终马合木的军队被西辽军彻底击溃。

在西辽的兵锋之下，西喀喇汗国迅速被击败，马合木带领着残部逃回撒马儿罕城中。惶惶不安下，他给他的主人赛尔柱苏丹桑贾尔送去了求救的书信，祈求着他的主人来拯救自己的命运。在信中，马合木极尽渲染大石的威胁，称王国遇到了无法想象的灾难。请求桑贾尔尽真主之宝剑的职责，在新月旗下集合真主的战士，发动新的战争，保卫自己的信仰。

可当时的赛尔柱苏丹桑贾尔正忙于应付花剌子模，而无暇顾及马合木，花剌子模曾经同样也是赛尔柱人的附庸，但是此时在阿即思的统治下正掀起反抗赛尔柱人的浪潮，使得桑贾尔焦头烂额，花剌子模军一度攻入了布哈拉城，处死了赛尔柱派驻此地的总督。

不过耶律大石也没有乘胜继续西进，在他心中与塞尔柱王朝决战的时机尚未来到。忽毡之战后，西辽军队停下了脚步，巩固他们在锡尔河谷地新占领的土地。不过大石明白，与其的决战终究会来临。他冷眼旁观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而今年终于让他等到了，桑贾尔终于腾出手来，他要与喀喇契丹的统治者耶律大石一决胜负。而不凑巧的是大宋的军队也到了……

第三百四十六章 北庭

古代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的时间更长久，因此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制度经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更加突出。如此，在外交活动中，常常处于从容不迫、有理有利的良好状态中。而外交是国际多重关系的综合展现，经济利益、军事实力和文化状态，任何方面都不能在外交活动中缺席，任何一方缺席都会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

中国信奉物极必反的原理，所以不片面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因为暂时的利益最大化，最有可能损坏长期与整体的利益。而一国的实力是捍卫利益基点的保障，但过分诉诸实力则会留下仗势欺人的印象，长远地看则会损坏自身的更大利益。但利益是国家不能放弃的追求，而见利思义才是中国人的根本信条，道德诉求给文化软实力的展现保留了最大空间。

说到底，国家之间的分歧，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文化，按照中国的传统，叫做“以文化之”。武力是最后手段，不得已才能动用，不能经常性使用武力，但更不能没有武力。经常性的外交手段是贸易、是经济，而最受欢迎的交流方式还是文化，但见效也最慢，这需要几代人，甚至上百年的经营。

而宋辽两国文化和治国理念的想通，考虑问题的角度相似，便使得两国间有了对话的可能，且易于消除彼此间的分歧，解决双方的矛盾，而共同的敌人也使两国结盟成为可能。但要实现这些还需要一个契机，那样才能使双方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一谈。去年高昌跳出来逞英雄一下让赵柽看到了西进的机会，他决定以背盟为由先灭了其，以取得西进的立足点，而这便不可避免的与其保护者自居的西辽发生冲突。

虽然赵柽更信奉实力决定一切，但基于礼仪之邦的传统和现实利益所求，他对西辽选择了‘先礼后兵，有限反击’的处理方式，当然也不排斥不打不相识的名言，有时候打一仗比废半天话要有效的多，打服了他再讲道理他才能听得进去。因此赵柽明确的告诉了高宠两人该打的时候绝不要客气，吃亏的事情咱们不做，赔本的买卖更不干……

高宠和赵礼对皇帝划的圈是心领神会——教训西辽、干掉高昌。两人据此制定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他们决定以绝对优势兵力先扫清天山以北各州，然后在挥兵天山以南。现在西夏那边大宋已经遣使问罪，据最新消息察哥已经开始整军准备按计划协同作战，这样他们承受的压力会得到缓解。

定好了大纲，可高宠和赵礼两人还是因为谁领兵对付西辽产生了争执。很明显分兵后两军旱涝不均，是‘以弱打强’的战法，可两人都想留下迎战西辽。

赵礼虽然也是‘北府十将’之一，但是他自成军后并没有独领一军作战的经历，更多的是作为参谋协助皇帝处理军务和在后方主持军事训练，后来又受命开办军校，为军中培养军事人才，一直没有亲历战场冲锋陷阵的机会。所以说他更多的是做得‘纸上谈兵’的事情，缺乏实战经验。

基于此高宠便想让赵礼领大军去打北庭，高昌军实力羸弱，如果真得有强悍的战斗力，加上足够的兵员，将不会屈居别人之下，处于屈辱的附庸地位。而宋军的战斗力自不必言，手下的将领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鸟，只要告诉他们要达到什么战术目的，并不需要主将操什么心。让赵礼领这一路即便有什么失误，也绝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纰漏。

而迎战西辽的这一路宋军堪称杂牌，不仅来自不同的部族，且互不统属。留下的宋军主力也只是两个步兵旅，可要对抗的却是以骑兵为主的西辽军。而西辽军的战斗力自不必多言，他们能扫荡中亚地区，征服数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以一支缺乏协同的军队迎战一支经验丰富、战斗力强悍的军队，临阵之时稍有差池就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失败，也可能毁掉整个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