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最好，如此最好。”洪调元心中大宽。

让秦云出面，那是私人的事情，和他洪把总半分关系也都没有了。

随即又皱起眉头：“三弟，这招募人手，一要兵器，二要饷银，这两样可是当务之急。”

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饷银方面，军饷问题始终都在困扰着大明朝，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明朝最早用的是世兵制、军屯制。而当军户的生活低于全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军队和地方的反差，使得军户不安起来，骚动起来。他们想摆脱沉重的徭役，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军队。而军官为了发财，侵占军屯，役使士卒耕种，使卫所军粮饷供应不足；军官克剥军卒，使他们更加困苦；军官贪图贿赂，放纵士卒逃亡；军户逃亡不予追报。因为这样逃走那名军户月粮自然就落入军官的口袋中，因此卫所军缺额越来越严重。正统三年，逃亡军户竟达一百六十三万人之众。

于是便有了“募兵制”的改革。

募兵有挑选的余地，完全有条件选择青壮年。募兵的薪饷比卫所军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管理得好，可使士兵安心服役，军队比较稳定。募兵没有卫所军携带的家属拖累，更适合于东征西戍，机动作战。募兵来自百姓，兵虽丰富，缺额可以随时募补，保持军队满员；不需要可以随时裁减，节省军费。

募兵制比世兵制更有利于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但实行募兵制能否建立一支精锐的部队关键在于募兵之人和领兵之人。嘉靖年间，在东南沿海谭纶和戚继光都亲自募兵，募后严加训练，所以都成了精兵，尤以戚继光的“戚家军”更为有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募兵制的军饷问题，这也是军队能否稳定的关键所在。

募兵作为自愿参军的职业军人，没有军户那样享有免税政策等等，参军总之就是为了军饷，为了维持生计，而且为了对优秀的青壮年有足够的吸引力，募兵的粮饷较卫所军高出一倍左右。

嘉靖年间，戚继光在南方的募兵是一日三分银，月为九钱，而隆庆，万历时戚继光在北方募的南兵月饷达到了一两五钱。自土木之变后至嘉靖前期，募兵费用大增。成化八年，西北义勇募集的费用为“人给银3两，布2匹，月米2石”，折银约5两。弘治年间募兵，“人给银5两。”比正统初募兵给布2匹高出数倍。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仅九边募兵银就高达五十九万两。

次后军饷水涨船高，各地军饷不一，有三两的，有五两的，加在一起，到了崇祯年间便成为了朝廷一项沉重不堪的负担。

如果要在澎湖募兵，鉴于澎湖的苦寒，以及丁云毅在当地的声望，费用略少不少，但也绝不能低于月饷二两。

而且这二两的水平还不能一直如此，等到经济情况好转，势必还要加饷。

按照现在水平，招募一百个兵，光是饷银每月就得二百两，这还没有算上士兵的吃喝拉撒的开销，和兵器、服装等等补充。

想到这，丁云毅的头就有些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