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国家文化的影响具体到了某个修士身上，也十分明显。

比如德意志人喜欢走高层路线，相信利玛窦的“士大夫教化”才能在中国光大天主教；比利时人热衷于培养中国本土神职人员，建立本土教会；葡萄牙人深受意大利人的人文主义影响，对外部文明怀有宽容接纳的态度，尽可能地适应、妥协。而意大利人最没有民族主义，只是一心传教。

利类思就是个意大利贵族。

“但是自上而下传播福音是既定政策，不容变更。”利类思坚持道：“我相信利玛窦神甫能够在中国获得成功并非出自偶然。事实上我还有个建议，或许并不能得到你的认同。”

“但我仍然愿意聆听。”

“我们向皇太子殿下自荐，进入钦天监。”利类思道：“如果我们能够在世俗政治上取得与汤若望平等的地位，在中国传教中，或许能够有更大的发言权。”

“但是中国人对于立场和历史实在太看重了。”安文思有些迟疑：“我们曾经处于皇太子敌人的阵营，这与汤若望在一六四四年的错误立场相似。”

“不，不一样。”利类思道：“只需要看看报纸就能发现，皇太子对于逆贼李自成表现出了惊人的宽容，但他对博格达人则异常严厉。汤若望神甫不该站在博格达人一侧。这就是区别。”

安文思沉默片刻，方才道：“如果能够将西班牙人挡在门外，我并不介意介入世俗政治，虽然这可能意味着极大的危险。”

利类思笑了笑，道：“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实在太好了。如果你，我的兄弟，愿意更宽容地对待汤若望神甫，肯定他在中国做出的贡献，那就更好了。”

“我的兄弟，你会看到真相的。”安文思一语双关地引用圣保罗的话，说道：“我们都因亚当而有罪。”

第594章 牒书走报州与县（8）

汤若望并非不知道安文思对自己的成见。在某一次教士的聚会上，安文思当众指责汤若望将教会的财产花在自己的奴仆身上，并且还曾拒绝他人进入自己的房间。

这对于发誓绝财、绝色、绝意、绝对效忠教宗的耶稣会教士而言是十分严厉的指控。

虽然其他在中国的神甫仍旧愿意支持汤若望，有些人更是反诉安文思过于轻忽地指责一位神甫，但汤若望受到的打击和质疑仍然让他心情沉重。在请求天主的宽恕和赐福之后，汤若望决定与皇太子殿下开门见山地讨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问题，这是当初皇太子承诺过的事。

汤若望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因为一六四四年的立场问题引起了皇太子的疏远，但他的觐见请求的确没有被核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