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铁路收归国有、拒绝不合理的补偿要求，在这方面中央完全占着法、占着理。但是，地方官员希望能缓和与保路运动参与者们的矛盾，尽量缓和地推行国有化，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是占着情、占着势。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更是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满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淘空。

只是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自己则真正应了“养虎成患”这句话。

王恒岳，就是被自己间接养起来，并最终导致了四川这一切最大的那只“老虎”！

赵尔丰最终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眼下连自己的命能不能保住都难说得很了。

“成都惨案”之后，赵尔丰发现自己已经陷身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一方面，他成了保路运动的头号敌人，另一方面，本来一直指责他过于软弱的领导人们，如端方等，看看大动乱的局面已经形成，突然掉过头来，指责他操切行事、激化矛盾。满清接连派出端方、岑春煊等入川，试图临阵换将，这下子，赵尔丰立即成为一枚弃子，立在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

在各种政治势力有意无意地推动下，保路运动已经演变成一场武装暴动，四川很多州县纷纷宣告独立。而此时，武昌城头一声枪响。革命后的湖北，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出了威胁：

如果四川再不响应独立，“将按照对付满洲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四川广汉人、同盟会特派员戴季陶，已经从武昌出发，进入四川，指挥军事行动。

外有叛军日益坐大，内有政敌处处相逼，赵尔丰到了必须抉择的关头。

在此情况之下，赵尔丰只能释放蒲殿俊等人并交出政权，谋求自保。

赵尔丰最后决定释放被捕的保路运动领袖们，这些领袖此时也发现运动已经失控，他们大声呼吁“息事归农”，但已无人理睬。

赵尔丰交权，固然有避祸的考量，但从军事上看，他依然手握雄兵，还有继续战斗的实力。所谓的“同志军”，是以袍哥为主的乌合之众，作战不行，“败之数九而胜之数一”。

完全效忠于赵尔丰的城防军，有2万多兵力，军饷600多万元，足够打持久战。而新军中也还有一万多人及大量辎重，如果他要继续打下去，无论保路派还是同盟会，根本难以与之抗衡。

而在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希望继续抗争下去，剿灭“叛乱”，但赵尔丰选择了和平交权……

……

“赵尔丰死期到了。”当得知赵尔丰交权后，王恒岳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此。

“赵尔丰已经交权，保命还是可以的吧？”部下有些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