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不得不提一下以后在历史中赫赫有名的日奸田中建四郎。

原本身为早稻田大学校长的田中建四郎，在大正下台的第一天，对局势头脑比较清楚的他，就心甘情愿的为中国卖命，他先是向中国驻日司令官提供了早稻田大学存放文物的几个秘密地点而受到了王璁的赏识，任命他为日本政府人力资源部部长。

接着田中建四郎在人力资源部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在第一年就往中国送去了17万日本青壮年劳工，又向军队提供了35000的兵源，其工作效率之高，让人佩服不已。

为了嘉奖田中建四郎，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这么个日奸人才不受到伤害，王璁还特意的给他派了一个排的士兵保证他的生命安全，田中建四郎风光无限。

对于司令官的好意，田中建四郎感激淋涕，更加疯狂地为中国效命，往德国派遣所谓的“老公”，田中建四郎更是发出了豪言壮语，派去多少人一个月之内他就能双倍补充。

这样的“优秀”人物到后来不光引起了王璁和光绪等人的重视，就连远在南京的李国勇也知道了，特意指示为田中建四郎颁发了一级服务勋章，授予侯爵称号，并重点关照光绪要把田中建四郎当成下一任的日本首相来培养。

这在日本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佩带着中国一级服务勋章的田中建四郎，当真是“惜安优忙三，略输风采；立见尚文，稍逊风骚；引无数日奸竞折腰。”

第304章 风暴（一）

身为日奸们偶像的田中建四郎，生平最大的功绩不是在劳工输出的问题上，而是在他在一战爆发前两年写的一篇《日本对中国的关系：论日本有无必要做为一个国家存在》。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石破天惊，让熟知日本走向的李国勇也目瞪口呆，并且为当时已是日本首相的田中建四郎赢得了包括“元首文学基金奖”；第一届“中华奖”中的“中华和平奖”和“中华文学奖”；接着被“中华帝国杰出风云人物评选委员会”评为当年度“十大最有贡献杰出风云人物”第一位，而堂堂的帝国元首李国勇排在了第二位，第三位的是蒋百里，帝国的元首和总参谋长居然排在了一个日本人的后面，可见当时这篇文章的影响有多大，中国国内各阶层是如何的器重这篇文章。

凭着这篇文章，田中建四郎被中国誉为了“和平使者”，并由帝国总理曾争亲自向他颁发了“荣誉中国国民”的证书。

日后被保存在帝国国家博物馆的这篇文章的原稿中有几段是这么写的：

“……公元前3世纪，既弥生时代，中国的水稻种植和金属器具使用技术进入日本；公元4世纪，即古坟时代，中国的知识、技术已经开始流向日本，凭借着这些知识和技术，日本才能生存下来；5世纪，日本开始学习并且使用中国的汉字，6世纪，接受中国儒教文化的熏陶。因此到这我们可以这么说，这已经奠定了日本本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基础。

……

日本历代统治者（在这我们仅仅能称统治者，而无法用我们以前习惯的称呼‘天皇’，那仅仅是自封的）屡次接受中国的册封，这便已经奠定了中国和日本的‘父子’关系，中国即为‘父’，日本即为‘子’。

至于从中国大明朝开始，日本流寇屡屡侵犯中国边境，以子犯父，实在大不孝也！幸亏我们的父亲中国宽宏大量，并没有追究逆子的责任。但父亲的容忍是有限度的，等到了儿子一错再错，我们的父亲忍无可忍，只轻轻的挥起一只胳膊，整个日本已在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