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些内容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出现在经典《礼记》中，徐泽不过是做了很小范围的修改而已。

原名《大道之行也》的名篇虽然为历朝文人所传唱和歌颂，但除了李清照这种生活在天上，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外，极少会有傻子把文中的描述的理想社会当真。

即便是宗泽，也早明白文中的世界至少不可能出现在当世。

其人要是真信了这些空想，也不可能融于俗世，连任四县都能所任皆治了。

真正让他们激动的，是徐泽在明确提出今后将会建国，并说“活下去”的层次太低后，迎出这面大旗，而旗面上的“大同”呼应了同舟社的“同”。

至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社会治理模式，他们虽然心向往之，却不敢相信，更害怕社首会相信。

因为数千年以来，勇于实践的华夏先民早就实验了各种能想到的社会模型。

其中，自然不会缺少“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不提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并无详实文字可考的上古圣王事迹。

便是天下一统的秦汉之后，仍然有这样的社会实验——这位勇于探索的政治家叫做王莽！

通过“选贤与能”走上君位的伟大先行者王莽，用自己的头颅告诉后来者——千万别再尝试“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空想！

其实，王莽新政的出发点究竟是后世意义的“天下为公”，还是借新政之名，复古三代之政，都有很多疑点。

徐泽不是专家，无法给出准确判断。

时人的观点，多是认为王莽实为复古，而非“新”政。

但众人又不是徐泽肚子里的蛔虫，谁能确定社首和王莽想的就不是一回事？

而且，一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公”的含义也九百年后有很大的差异。

既有先公（祖先）、爵称、王臣、祖考等意；也为诸侯之称，如公室、公田；还引申为公共之意，如公宫。

纠结大道为公的“公”是什么具体含义，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为，《大道之行也》描述的大同社会，本身就和《桃花源记》中的神奇小村一样，都是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不同的是，桃花源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型，华夏历史上曾无数次的在偏远地区出现过。

只不过其真实形态与陶渊明幻想之间的距离，就好比宝相庄严的得道高僧和满身异味的鲁智深一样，远看都是大和尚，近看完全不一样。

而大同社会，在不可确定具体时间的未来，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修养到达相当高的境界。

也许，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