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指标量化再多，落不到实处，都是扯淡。

但同舟社偏偏有能落到实处的办法——

日常有吏曹、监曹的抽组巡察，

考绩时，还要与治下共建会相互评分。

待到知州宗泽投效后，

同舟社通过知州衙门直接下令就更方便了，

工作任务指向性更加明确，考评反馈也更注重数据说话，

同舟社的总部就设在登州，

上面有垂直指挥，面对面监察，下面有共建会反向监督，

还像以前一样坐在衙门内当老爷是不成的。

必须扑下身子，解实情、做事实，

由此，工作压力倍增。

官不好当，当不好官，好官太难当的感慨越来越多。

但，这些话也只是少数官员私下感慨而已，

谁觉得辛苦，可以不干，下面还有大把的人削尖脑袋想进来。

毕竟，在同舟社治下，

对官员能力的考评摆在首位的是能做事、做好事，

读书确实很重要，同舟社连粗糙军汉都要识字，

但读书不是唯一衡量尺度，任职还要看能力。

比如农曹的曹首梁忠，

满脸风霜，一身粗布衣，双手全是老茧，写诗作赋想也别想，

但别人劝农真有一套，比很多老县令都强，你不得不服。

实际上，“古代”的知识普及程度远非后世，

真正能从读书这条道上走出来的，都是人中龙凤。

任何朝代（包括明清），没能通过科举的英雄人物不少，

但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这些人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或许是自甘堕落，

当官后，很大一部分人，逐渐蜕化成酒囊饭袋和贪得无厌的蛀虫。

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他们是时代精英的事实。

当乱世迹象开始显现时，

这些精英远比普通人能更早感知，也更清醒社会的现状，

而后，在绝望而压抑的乱世前兆面前，这些人开始迅速分化。

一部分人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拼命攫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以期望乱世来临时可以自保；

一部分人疯狂放纵，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今朝醉，麻痹无法改变现实的焦躁内心；

一部分人偏要逆势而为，螳臂挡车，妄图凭一己之力扭转乾坤；

一部分人欣喜若狂，四处拱火，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一部分人退居山林，悉心教导子弟，不问天下纷争，

只待乱世结束，子弟出山，再延续自己的血脉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