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几年过去，就在日子越来越好时，陕北闹了旱。

旱灾自己不会闹，闹起来的是旱灾下吃不饱饭的百姓，延安府各地都闹起了会社，白莲教和罗教打着忠勇会、忠义交、同仇社的幌子全都冒了出来，到处杀人。

白鹰子出门不敢走官道，麦苗在地里大片大片旱死，婆姨织的布也卖不出去，朝廷的税却不敢欠。

粮长在门外凶神恶煞，夫妻俩在门里抱头痛哭，哭完把老牛卖了，粮税总得交。

后来他听说，税其实不是不能欠，只是税分两种，一种是地方收了要交给皇帝的，好好跟衙役说，能欠。

另一种是地方摊派，衙役的薪水就在这里头，欠税他第一个不答应。

白鹰子后悔啊，早知道这样，也不至于把老牛卖了，没牛，可就佃不到地了。

次年有了经验，他没交给皇帝爷爷那份，但即使是剩下的，也得卖了家里的地把摊派交上。

第三年老天爷开眼不旱了。

但白鹰子也没地了，甭管自己的地还是佃来的地，都没了。

又到交口税的时候，家里也没啥能卖的东西，终于动了给娃娃攒的束脩钱。

他让婆姨别难受，说咱家就没那出秀才公的命，他认。

就算认命，命也不放过他。

生活仿佛就是个轮回，他重新给人打起短工，攒钱糊口，买一头牛，佃五十亩地，买一亩地、再买一亩地，县里摊派要交，朝廷两税要欠。

万历四十六年朝廷开战，每亩增税三厘五毫；万历四十七年，朝廷再增税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朝廷再增税两厘，前后共每亩加税九厘。

其实跟每亩产粮比起来，交九厘银不多，真的一点都不多。

多的是连年大旱的陕北，粮食歉收后的九厘。

后来天启年旱灾又来了。

人人咬牙度日，绥德卫的军户越来越少，山里的贼子也越来越多。

先是一家家存粮告罄，随后饿急了的人们成群百十成团的抢过路、吃大户，很快城外大户家也吃不到了。

人们把山上野草、路边树皮和白石头混捏成饼子蒸着吃，但这撑不了太久。

这个时候没有贼了，所有人都可能是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