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从赵美娟身上，施敏儿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无论处于什么低谷，都一定要有靠自己能基本活下去的能力。

后来在上了大学后，她发现大自然中有一中活法很像美娟阿姨—寄生。

因为这个发现，她一度迸发了非常强烈的倾诉欲，于是顾不得当时已经是晚上，仍拿起笔，给婶婶写了封三页纸的信。内容不乏对寄生生物的看不起。

半个月后，婶婶给她回了封信，信的内容不多，其中有一句话问她，还记得当年在施家村后山发现的那些石斛吗？

婶婶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把她的理智浇醒了。

并非所有寄生生物都没有价值。

又过了几天，在每周一次给婶婶的电话聊天中，婶婶分了几分钟时间，和她严肃探讨了美娟阿姨的生活。

在这短短几分钟的探讨中，她收获良多，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人的生存能力很多时候也是受时代局限。

在封建社会，不说出仕，就看市井生活里，医者、夫子甚至跑堂那些，基本只限于男性。你能想到的女性可以做些什么？只怕除了刺绣也想不出其他一二。不然名流青史的女性佼佼者不会只有这么些。

美娟阿姨虽然生长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可封建残余思想仍不容小觑。她明面上被尊重，实际上被摧残，这也是极可怜的。

不是每个人都是陶然老师，陶然老师的幸运在于，父母对她的爱胜过世俗。

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批判过去女性的无能。

回忆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原来不知不觉中，婶婶对她的三观影响之深。

施敏儿再次拿起笔，终于在草稿之上写下这次作业的标题：《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我的知青婶婶》。

---

赵美美是在计划着去云南旅行的时候接到施敏儿电话的，电话那头她兴高采烈说着自己写的一篇文章得了a+，并被老师推荐登上了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