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就是不停发现新的实证，修改完善甚至推翻旧的理论。任何一个考古文博人，都不应该固执己见，所以，我们听你的观点，并不认同你的观点，这没有任何问题。反而是你，心胸太狭窄，太过自已为是。大谷光瑞自然是罪人，我祖籍江苏，我的家人祖辈都曾因日军的疯狂侵略流离失所。大谷光瑞在三次以探险为名义的盗掘中深受其益，是既得利益者，也是坚定的侵华战争鼓吹者，他的罪恶馨竹难书，我不会为他辩解。我要纠正的是，自然法则就是以强欺弱。弱就是原罪，罪在不知反抗，罪在不知发奋，才会任人凌、辱。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而不是我们它日欺凌他人的理由。”

“至于王圆箓，在我看来，你可以说王圆箓是时代的伤痕，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可怜人，却不能定义他是个罪人，是个坏人。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王圆箓曾经尽过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他徒步行走五十里，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奉送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希望这些终见天日的经文被重视。然而，严泽认为这是废纸。

后来，敦煌来了新知县汪宗翰，王圆箓又锲而不舍地去找汪宗翰报告藏经洞的情况。汪宗翰顺手拣走了几卷经文，就对藏经洞不管不顾。王圆箓不过是个因为生活所迫，成为道士，流落到敦煌的可怜人，他没读过书，他甚至不懂藏经洞的价值，但他依旧有一种使命感，在两次找知县无果后，仍不放弃。他风餐露宿，赶着毛驴奔赴酒泉，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走了八百多里，找到时任安肃兵备道道台廷栋，上报藏经洞，然而还是无果。

他更曾经向各级官员求助，冒死向慈禧上书，却都是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他无数次为文物奔走，已经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了。

斯坦因带走中国文物时，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被官兵保护的，他一个穷道士，没钱没权，是没有能力拒绝的。他不过是无意流离到敦煌，就为了敦煌，勤俭节约，云游化缘，修缮洞窟。当时的当地人都称他为“王阿菩”，说他是像菩萨一样的善人。他后来的所为，到底是处于什么心态，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有说到，王圆箓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这样的王圆箓，可笑么？

我这个人挺冷血的，纵然我知道，敦煌学的研究因为流离失所的文物而变得异常艰难波折，但我却仍旧觉得，王圆箓可怜，王圆箓不是罪人。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王圆箓，他在那个时代其实真的很平凡。如果你看过他的照片，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太平凡了，个子小小，是个灰扑扑笑眯眯的小老头，一个可怜的老实人。”

一大段话说出来，真是有些口干舌燥，林宴宴抽出背包里的水壶慢悠悠地喝了口水，才看向刘淼继续说道：“国难中，虽然任何人都具有可以牺牲的决心，但也有人会被命运无情地玩弄。乱世中手握中华文脉的人，保住了不该说是应当，遗落了也不该算是罪人。如果你是他，你可能有比他更坚定的决心和更宽广的眼界，却你也不一定能做的比他更好。你说对吧？刘淼。”

几乎是林晏晏的话音一落，考古系的三位同学就鼓起了掌，特别是苏琪看她，怎么着都有点像迷妹看偶像。

刘淼被说得一愣一愣的，林晏晏在他的印象里，一直都是懒洋洋的，懒洋洋地上课，懒洋洋地考试，懒洋洋地得奖学金。

她其实很少说这么多话，她刚刚望着他的时候微微抬着脸，乌黑的眼仁光亮慑人，竟然让他无法反驳。

他忽然觉得，他和林晏晏中间隔着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关乎眼界，关乎心胸。

就在他呆怔之际，褚云走上了前来，英俊清爽，朝林晏晏点了点头，“你说的很好。”

说着，又看向刘淼，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声音很温和，“你说的也很好。”

刘淼出乎意料地瞪大眼，没想到，褚云会夸他。

他都快要被林晏晏打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