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是一叠叠一重重的，国内悲声不断哀鸿遍野，有的人还试图再挺一挺救一救，而有的人则终于心灰意冷决定远走他乡——譬如季公子与孟柯，1931年下旬便一同从昆明来了一趟上海，专程为与老友辞行。

“我们要到香港去了，”季公子淡淡一笑，眼中是昭然的苦涩与消沉，“恰巧小柯有部电影要到那边去拍，我便索性陪她一起。”

“往后……大约也不会回来了。”

说末尾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微微低下，看起来像是很愧疚似的，也许此刻的他总觉得自己像个懦弱的逃兵，却又不得不逃、不敢不逃。

“也好，”徐冰砚的语气则是淡淡的，他这个人一向对自己很苛刻、而对别人又总是很宽容，“去了那边就好好休息。”

顿一顿，又扫了一眼老友右腿空空荡荡的裤管，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很郑重地说：“已经做得够多了。”

这是宽慰人的话，谁都知道他是真心的，偏偏却勾起了季思言的情绪——他一把抓住了老友的胳膊，紧紧看着他问：“那我们一起走？”

“你跟清嘉带上孩子，跟我们一起到香港去，小柯也一直惦记她的白老师，这样不是很好么？”

“这里你还没待够？不觉得喘不过气？”

“几年前总统还亲自去日本签《对日宣言》、大谈中日亲善呢，现在他们就能醒过神来了？”

“何况他们根本不会用你，你留在这里又能帮上什么忙？”

“国家只会越来越烂！烂到无可救药！”

“不如现在走吧！趁现在还能走！”

他一句一句地问、一句一句地说，声音越来越大，坐在他身边的孟柯轻轻拉住了丈夫的手臂，眉头同样忧愁地蹙着，既像是想劝慰他，又似乎只是在心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