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前，中国的大学招生考试，都是由各校自行招生的。

从1938年开始，中华民国教育部进行统一招生。全国被化为15个招生区，主要考区都在西部，毕竟东边大部分国土已经沦陷。各省考试机关可保送优秀高中毕业生，这些人不用参加考试，但保送生人数不得超过录取总人数的10。

每年六月底发准考证，七月初开考，八月份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最后一个京派文学家”的汪曾祺，今天为了考西南联大，不得不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去越南，再从越南走陆路来到昆明。

为了保证准时考试，汪曾祺提前大半个月就来到昆明。他混进学生宿舍住了好几天，每天跟着大学生们一起上课吃食堂，居然从头到尾都没被发现异常。

今天，汪曾祺适逢其会，遇到了周赫煊出钱请大家吃猪肉。四十年后，他在一篇名为《周明诚和西南联大》的文章里写道：

“西南联大有文、理、法、工、师范五个学院，其中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在昆明的西北角，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别在借居于昆明城内和城西。我来到西南联大的第五天，便遇到后来被校友们津津乐道的盛会——周明诚杀猪宴。”

“当时，工学院的师生接到消息，穿过大半个昆明城前来赴宴。临近天黑的时候，人人打起火把穿街过巷，让昆明的警察如临大敌，以为学生们要搞运动了。师范学院离校本部要近一些，他们唱着《大刀进行曲》，但把歌词改成了‘大刀向肥猪们的头上砍去’，颇有些‘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慷慨热血。”

“我不远千里报考西南联大的原因，主要是那里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还没参加入学考试，就见到了名扬四海的周赫煊先生。他这次带来的不是或史学著作，而是十头大肥猪，以及一箱又一箱的香烟。”

“香烟属于战时管控物资，买几包只要有钱即可，但大量购买且是上等好烟，那就比较困难了。后来我听人说，周先生让保镖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了龙绳曾（龙云的三儿子），那些肥猪和香烟都是龙三公子紧急调拨的。”

“这些香烟背后有故事。周先生刚到昆明的时候找人问路，正好遇见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教授。黄教授自己掏钱给学生做实验，穷得连烟都买不起，在售烟小贩身边徘徊许多，才忍痛买了两根当场大口大口吸个痛快。”

“据说周先生当时感动得掉泪了，在跑警报的时候又听说许多教授都断了烟，于是就让保镖把好烟买来。当时抽烟最狠的不是黄子卿先生，而是华罗庚先生，他一边吃肉一边抽烟，肉没吃完结果抽烟抽醉了，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那天晚上，校舍旁的空地燃起堆堆篝火，师生们吃了猪肉很兴奋，围着火堆开始唱歌跳舞。由于乐器难寻，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以盆做鼓，吴大猷教授和妻子阮冠世先生敲碗伴奏，周先生在师生们的怂恿下唱起了歌曲《鸿雁》。闻一多先生的诗歌具有音乐美，但他本人唱歌真的很难听，歌声总是不在调子上……”

“周先生举办的这次杀猪宴，让全校师生情绪振奋，他要在昆明开设科学养鸡场的消息也迅速传播。师生们对此极为期待，工学院的教授带着学生自发前往帮忙建设厂房，其他学院的师生也帮着挖掘蚯蚓。养鸡场还没建起来，蚯蚓就已经养了好几池子，学生们个个都是养蚯蚓的能手。”

“周先生的养鸡场确实为师生们带来实惠，学生食堂每周就有两顿可见炒鸡蛋，每顿都有清澈见底的鸡蛋汤，我们把这些鸡蛋称为‘明诚蛋’。鸡蛋还是学校发给老师们的补贴物资，每位老师按家中人口计算，每人每周可领到五枚鸡蛋改善伙食。”

“这种情况到了1943年急转直下，由于学校经费紧张，物价高涨，老师们领到的鸡蛋都拿去菜市场换钱了。”

“没人舍得吃掉，因为生活太艰难了。有一次，胡定邦同学在早市上看到吴晗教授提着菜篮子四处转悠，还以为他是在精挑细选好菜，走近了才知道他满市场找便宜菜。”

“由于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清等几位先生组成种菜小组，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担任种菜组组长，生物系讲师沈同先生担任种菜助理，所有教授一起浇水施肥，丰收时节一起分享。”

“朱自清教授由于饥一顿饿一顿，患上了严重胃病。有次他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作业，书桌旁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都虚脱了相，脸也没洗就照常去上课。”

“相比起文科教授，理工科教授们绝招更多，他们可以利用粗糙的机械和原料，自制肥皂、墨水、酒精等物出售。我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个时候还真是这样的。”

“我们学生的日子也不好过，民国时候能读大学的，基本上都出生于殷实家庭。过去许多富家子弟，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可到了云南，必须事事躬亲，自己洗衣服，自己缝缝补补，自己动手把破衬衣改成背心。当时学生们最流行穿红十字会等福利机构送来的旧衣服，联大学生穿着这些衣服上街，就跟要饭的一样，连抢劫犯都懒得看一眼。”

“不过相比起老师们，我们学生至少不用为钱发愁。学费、伙食费和宿舍费是全免的，每月还能领8元钱的贷金，可以用这些钱置办学习和生活用品。直到某一天，我们发现八元钱不够买一瓶墨水——从1937年到1943年物价涨了200倍，到1944年已涨到2000多倍。老师们的薪水哪里够养家？不得不把周先生的蛋换成钱买粗粮吃。”

“我记得是1943年底，周先生从重庆运来3500套棉鞋衣裤，又在昆明采购了十几大车的物资。那年冬天，师生们人人穿上了新衣，过年也有了肉吃。听说不仅是西南联大，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内迁学校，周先生都有赠送大量物资，难以计算耗费的金钱，我们平时都戏称周先生是‘衣食父母’。还有些爱开玩笑的同学，每次见到送物资的卡车，都大声嚷嚷：咱爹又送吃穿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