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大学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地方，任何学生、任何老师都有保留自己观点的权利，而如果你的这种权利遭受到了侵犯，你应该寻求帮助，而不是责怪自己。”

维克多轻轻摇了摇头说：“在我数年的教学生涯当中，我曾见过许多次，老师没有把握好教授知识和传达观点的尺度，让传达变成了灌输和洗脑，让学生感到非常痛苦。”

“或许，他们主观上没有虐待学生的想法，但学生却因为地位的差距和畏惧权威而不能反抗，从而导致种种心理问题，进而产生悲剧。”

“所以我才说，如果你有类似的困扰，我可以帮助你，这也是在帮助席勒。”

“因为，如果他也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对自己的教学方法进行及时的调整，那么悲剧迟早会发生，最后一定是两败俱伤。”

布鲁斯露出了一个犹豫的表情，实际上，他现在的确感觉到有一些迷茫。

主要的问题在于，他现在不能确定，他对于席勒所产生的所有情绪，是不是真的是情绪控制的产物？

简单来说就是，他认为，他与席勒所拥有的师生情谊，是不是席勒一手捏造和灌输的结果？

任何曾经遭受过精神虐待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我对于他的感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种情绪是受他控制还是受我控制？情绪在受我控制时，是不是也是他授意的？

这种情况，不仅会产生在面对凶手的时候，在结束这段关系之后，也会绵延到接下来的许多关系当中。

精神虐待所带给人的最大的创伤，就是对于自己情绪控制能力的不信任，和这种不信任带来的不安全感。

时时刻刻觉得有其他人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时时刻刻的觉得自己被窥探，怀疑一切对自己付出情感和自己付出情感的对象，这种创伤，将会伴随受害者的一生。

布鲁斯现在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了创伤，因为他本身就有精神疾病，而且一直很多疑，他习惯性的怀疑全世界，那怀疑自己的感情是不是也很正常？

看到布鲁斯脸上的表情，维克多缓缓的站了起来，他伸出一只手安抚布鲁斯，然后说：“我现在去给高等教育委员会打电话，让他们对席勒罗德里格斯展开渎职调查。”

“别担心，这不是法律指控，我也曾接受过类似的调查，高等教育委员会会派人来，对于教授接受指控的方面进行详细调查，但其他方面不会涉及。”

“当初，我被指控进行违规的人体实验，高等教育委员会派人来对我进行调查之后，发现我冷冻的是我的妻子。”

“他们想要将这个案子转移到法院，判定我是否构成了违背他人意愿或强制拘禁罪，但最后法院没有立案，因为我的妻子的父母对法院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不想让这件事闹的人尽皆知。”

“这种非公开的指控是小规模的、可控的，并且相对公正的。”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方法。”维克多强调道：“最重要的是，要将可能有嫌疑的教授进行隔离，所有熟悉的人都要避嫌，展开完全真空的调查，以获得尽可能客观的评估结果。”

“如果评估显示席勒没有问题，非公开的指控也不会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影响。”

布鲁斯抬头看着维克多问：“那如果评估结果有问题呢？”

维克多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要视其严重程度而定，如果只是渎职，面临的可能是停职或者开除，但如果还触犯了法律，就会转交给法院进行审判。”

维克多叹了口气，说：“席勒也是我的朋友，我比你更不希望他出事。”

“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他确实有实际行动，而你和我都包庇他，一是他的精神状况可能会走向极端，二是万一某天东窗事发，显示受害者众多，指控由非公开转向公开，那来调查的，可就不是教育委员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