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佑桂一到，场面霎时冷清，毕竟能当着皇帝的面谈笑风生的人还真是不多。于是大家都只能干咳，或者低头端着茶盏却不去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张延龄代兄长谢了恩，他心里也清楚，若是从前，这修筑驰道还只是柳乘风的胡闹，可是现在，这驰道已经关系到了朝廷的军政大事了。

如今已经有许多驰道修通，这些驰道带给朝廷极大的便利，无论是传送公文还是运送赈济的灾粮，甚至是调度兵马，都缩短了许多的日程，有些时候，灾情如火，提早一日到达，好处却是巨大。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驰道，朝廷对地方加强了控制，从前许多的地方官员其实就是一方土皇帝，在他们的治下，他们便是一手遮天的存在，甚至朝廷的政令未必能有效地实施，可是现在不同了，由于日程的缩短，使得地方官员想要随意蒙混上官或是朝廷的难度增添了不少。

有了如此多的好处，朝廷自然不能再等闲视之，事实上，此前从南通州到廉州的驰道还未彻底竣工，可是一条自辽东和京师的驰道已经开建。

这样的驰道与从前的驰道不一样，要求的道路宽阔、平整，并且能尽量地缩减时间，可以容拖货的马车微微颠簸下迅速通过，因此所需的工匠实在不少。

其实朝廷此前并非不想将从前的驰道修缮一下，只是大明朝自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国库盈余过，因为没有商税，又不能对读书人征粮朝廷的主要赋税来源却是来自于那些只有几亩薄田的寻常百姓，虽是拼命盘刻却也实在没有多少油水，再加上层层的克扣下来，根本就是入不敷出。

这也是横在大明朝面前一个最大的难题，因为种种原因朝廷根本就不能从富裕的人群中征收税赋，甚至是有些人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却不愿意将分毫给国家，反而征税的目标却是一群最底层的穷困百姓，最后的结果是富民越富，穷民越穷。

而这些富民又往往是士绅阶层，就算不是，也都托庇在士绅阶层之下他们打着各种幌子，一旦朝廷想要触动他们的利益，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便会忍不住大声疾呼说是朝廷盘剥百姓，甚至煽动人群与朝廷相对抗。

宫里对付这种局面的办法也不是没有既然士绅阶层一毛不拔，且绝不肯让步，那索性就让信得过的人来充实国库，而皇帝左右能信得过的人也只有一群阉货了，这些太监们在这种背景下立即得到了重用，分派到天下各处任为镇守太监镇守太监唯一的职责就是就是为宫里搂银子，比如征收盐铁税之类。

且不论这些镇守太监的好坏，他们做的坏事虽说也是馨竹难书，不过太监们却有一个优点，也正是因为如此，阉宦在大明朝做大的最直接原因。太监的权利来自于宫中，一切好恶任免都来自于皇帝，所以在皇帝们看来，大臣们维护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太监却是维护宫里的利益，一个大臣若是贪渎得过份，他一根毛也不会上缴内库，可是一个太监就算再贪财，也得乖乖地将一笔笔银子送入宫中。在大臣们的压力之下，皇帝就不得不重视太监，而这些太监到了地方，要想捞足银子，当然不可能打几个寻常百姓的主意，倒不是说他们有多善良，只是几个小民的那么点儿钱财他们实在不放在眼里。太监们的目标是富户，只有盘剥敲诈富户，才能按时上缴宫里所需的内努。

这些富户却又往往与读书人与官员有着莫大的牵连，双方的利益截然相反，一个是想从他们身上敲出银子，一个是想保全自己的家财，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说来说去，这些都是朝廷岁入不足引发的问题，若是朝廷的岁入足够，富户和读书人肯缴税，虽说这种事仍然不可避免，可是至少可以缓和。

只是到了弘治朝，问题就越发的严重起来，最大的问题是，朱佑桂是个亲近士绅的皇帝，这就导致地方的镇守太监们不敢乱来，从而使得宫中的内努顿减，若不是聚宝楼大大地缓解了这个问题，只怕朱佑桂现在还在为朝廷收支的事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