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之沉吟的片刻，便撇撇嘴，有些不悦的说道。

“这就夸大其词了，就算许多青壮去了济北，可毕竟也不过数十万人，人口的流失，也怪的济北？说到底，无非是士绅们不肯让佃农们吃饱穿暖，辛苦耕作一年，也不过能吃饱个半年，其他时候，便只能喝粥度日了，长此以往，谁还肯租种土地，朕记得，太祖开国的时候，佃农租种土地，只需上缴三成的粮食，其余七成，还可自用；可到了现在呢，却是反过来的，有的地方，需要上缴七成、八成，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太祖时人多地少，所以士绅们想要招募人来耕种，就必须得让利，而现在，却是人满为患，土地，却大多都在士绅手里，寻常百姓，失去了议价权利，自是随他们开出什么价码，便是什么价码。”

他顿了顿，才有继续说道。

“朕一直在想，开国的时候，他们只收三成的租，便足够了，可现在呢，收六成、七成甚至是八成，这么多人辛苦耕作，却吃不饱肚子，现在人往高处走，佃农们有了新的出路，他们不肯降低地租，使人安心耕种，却非要使人不得已之下背井离乡方才甘心，人留不住，不是朝廷的责任，也不是朕的责任，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他们不满，朕其实也早就不满了，不满他们为何到了现在，不想想为何百姓们不愿留下，不想想为何有人要远走他乡，想着的却是，商人们抢了他们的人力，让他们少了地租，便要心怀怨恨，便不服气，这些人，亏得还都读过书，还自称是圣人门下，圣人提倡仁义，提倡宽以待人，提倡士大夫该知耻；他们读书，读到了狗肚子里吗？”

陈一寿和陈义兴对视一眼，沉默了片刻，才苦笑道：“可是陛下，历来天子都是和士大夫治天下，而非是和百姓治天下啊，寻常百姓饿了肚子，倒也罢了，可若是士大夫们愤怒，可是要出大乱子的，朝廷的钱粮，在地方上，靠谁来征收，不就是地方的士绅吗？朝廷的政令，到了县里，这县里总共，也不过数个官，数十个吏，谁来晓谕四方？”

他们小心翼翼的给陈凯之分析起来。

“还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们非一家一姓，他们盘根错节，就以臣的老家为例，小小一个县，分别为陈、刘、王、张四姓，这四姓士绅，占了县里近四成的土地，一县有五万户，十九万人，可其中有一万多户人，便都得仰仗着四姓，有的是为他们做短工，有的给他们榨油，有的在他们商铺中做事，有的则租种了他们的土地，有的为他们管账，有的在府中差遣，他们四家，各有族学，其中半数有功名之人，都是他们的子弟，便是地方上的地保和甲长，也大多是他们指派的同宗，陛下想想看，这县里的县令和县丞，无论要修桥铺路，又或者是征粮，甚至可能出现了盗贼，需要组织青壮会同官军围剿，这些……能离得开这四姓吗？”

陈一寿娓娓道来，接着继续道：“不只如此，这四姓在县中经营了许多代，早就相互之间有了姻亲，仔细算来，这四姓都是亲戚，张家的女儿可能是王家的夫人，王家的外甥，可能就是陈家的子弟，他们这四姓，不只是在本县，便是在府里，也早有布局了，就说张家吧，张家这三代，出了一个进士，四个举人，这进士早早为官了，现在在荆州任同知，那四个举人，也凭着张家的关系，各自谋了一官半职，有的成了教谕，有的做了县丞，陛下再想想，该县的县令，一到了地方，该是听朝廷的，还是听四姓的？”

陈凯之默不作声，他本就是自底层而起，来自于民间，自然晓得这种犬牙交错的关系，可以说是错综复杂，几乎周围的人都是亲戚。

陈一寿见陈凯之缄默不语，不禁叹了口气，才又继续说道：“陛下一定以为，地方官一定是听陛下，听朝廷的，哎……说是这般说，毕竟陛下乃九五之尊，他们本就是陛下的臣子，怎么敢悖逆陛下呢。可实际呢？老臣斗胆进言，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山高皇帝远，他们做了什么，陛下岂能知道，就算知道，他们自也可以陈辩，毕竟，朝廷再如何，还是讲道理的，还需按律行事；可到了地方，就不同，倘若地方官无视这四家士绅，甚至糊弄他们，四大姓可是一眼便能看出，他们倘若要报复起来，保准能令你焦头烂额，使你官声狼藉，一面，可以想办法疏通上头的知府衙门，一面，可以怂恿下头的百姓，给你难看，甚至是官衙中的小吏，也大多和他们同气连枝，这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地方官虽是下头小吏的官长，可地方官三五年一换，而地方上的世家大族，你一旦开罪了，便是一辈子不得安生，甚至祸及子孙的，这笔账，谁不会算呢？”

说着，陈一寿深深的皱起了眉头，一脸忧心的提醒陈凯之。

“小小一个县是如此，往大里说，这全天下，多少个这样的县，又有多少个这样地府，他们不满，对朝廷而言，可能遗祸无穷，陛下要慎之再慎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