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后世，80年代的城建局是个苦部门。

后世的城建局的工作，主要是盖章和批条，不仅务虚，而且掌握着无数地产商的命脉。偶尔开个招拍挂什么的，劳累的主要是肝、胃和前列腺。

80年代的城建局可以说是肥差的反面，因为他们是真的要搞建设的。省城建局下面会有省城建一公司二公司之类的单位，市城建局下面也少不了市一建市二建之类的单位，除此以外，园林局之类的机构，此时也受到城建局管理，换句话说，与城市建设相关的一切责任，都在城建局手里。

天底下最美的差事，就是权重而责轻，而最糟的想差事，就是责重而权轻。

全国的城建局里面，首都城建局是最惨的。

自北平时代以来，京城的居住问题就很突出，不过，那个时候没地方住，是建筑水平不达标，穷人连大杂院都住不上，只能藏在窝棚里以求遮风挡雨。

建国以后，京城的居住问题就变成了地皮不够用，皇城根下塞满了，二环很快也不够用了……

不像是民国时代的政府模式，新中国施行的是超级大政府，自上而下的国家公职人员数不胜数，而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也都需要体面的住宿。

曾经住四户人的大杂院，不得不再涌入四户新北京人，政府用地更是规模庞大，光是学校所需要的面积，就是一个大数字，医疗等公用设施的配备，又带来了无数的事业编制的人群。

除此以外，代表着中国最先进阶级的工人们，同样有理由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

所有这些压力，全部抛给了城建局。

但是，建设的压力，根本没法和说服搬迁相提并论。

雷局长看着上级转来的告状信，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

要说拆迁，80年代其实并不难。

因为房子的现金价值很低，价格主要体现在建筑本身。40平米的平方配一个400平米的院子，是没有60平米的楼房值钱的。

所以，即使是住在皇城根脚下的居民，其实也不介意从大杂院换房到三环的位置去，若是平房换楼房的话，许多单位还会要求集资出钱，依旧得论资排辈。

比较起来，单纯的借房子就难多了。

那是纯粹麻烦人家的事，且毫无利益可谈，更麻烦的是要将对方安排下来。

差不多500个家庭，近两千口人，还都集中在几个单位，虽然有各单位的领导帮忙，依旧谈的费心费力。

少不了，还有无数的信访，状告建设局一杆领导。

整整三天时间，局长雷震画加起来没有睡够8小时，整个人的眼珠子都是红的。

办公室主任看不过眼，担心的道：“局长，实在不行，咱们和区里商量一下，各街道应该都有一定的名额。”

“把人分散到各个街道？街道的条件可就差了，人家更不愿意了。”雷局长蒙着头，一脑门子的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