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当时摄像机的确离的比较远，现场也比较吵，可能收不到多少场外话，但站在您身边的记者，也许就装着录音机呢。”休斯顿笑眯眯的解释。

“像alkan那种？”杨锐等于是自问自答了。

离开满地手机录音摄像的年代太久远了，杨锐当时避开了摄像机，却忘了录音机也有同样的功能。

但录音机多贵啊，尤其是便携式的，给你一个脑袋大的就能自称最新科技了。

空白磁带也不便宜，80年代就得几块钱一盘呢。省台一级的电视台和报社，记者想弄一盘空白磁带都得找副台长一级的批条子，拿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是分不到这种十分之一工资的消耗品的。

当然，记者们平时是可以用反复洗出来的磁带的，可在这种环境下，不说反复洗出来的空白磁带质量如何，存档也就等于把这个带子给消费了。

所以，没有确凿的需求的情况下，记者们也不会随便就录带子。

然而，这只是中国的情况，瑞典记者显然没有把这么点小钱看在眼里。

如此算来，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们最后的幸福十年了，等到90年代末，狗仔队们都买得起录像带、摄像机以及最重要的长焦镜头的时候，名人们的好日子就算是过去了。

休斯顿哪里能知道杨锐的感慨啊，一无所觉，道：“不一定每家电视台都有中文翻译，不过，为了准备此次典礼，瑞典全境的中文翻译应该都被集中了起来，他们最多只要一下午的时间，就能将你的话给翻译出来。”

“为了一个人集中全国的中文翻译？”翻译忍不住问了一句，又连忙闭嘴。

杨锐的英文翻译是临时找的，平时他也没这个需求，就是参与正式对话的时候，才让北研所的副所长兼职一番，后者本身就是翻译家，早年国内用的生物学著作，很有几本是他做的。

不过，张所长的口译水平虽然也不错，翻译礼仪就一般般了，很多时候根本想不起自己是在冒充翻译。

只是对杨锐这样的学者来说，差不多也就够用了。

不是来斯德哥尔摩，杨锐甚至用不上他。

而对年近半百的张所长来说，集中全国的某个行业的精英做一件事，本身就代表着隆隆的重视。

坐在瑞典人提供的豪华车里，张所长莫名的骄傲起来。

再看杨锐，他更是觉得无比的顺眼。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杨锐，接受的是完整的中国教育，甚至从未出过国。他的得奖，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升的自信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