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1月下旬，诺贝尔奖的气氛，在欧洲范围内，就开始浓烈起来。

其实，10月份的评奖是人气最盛的，种种猜想从八月份九月份开始，就像是连载的悬疑似的，开始出现在报端。像是日本媒体，在每年的10月份，就有一项持之以恒的活动，所谓的蹲诺行动。

日本自五六十年代，经济复苏，科技振兴之后，渐渐的就将诺贝尔奖当做了民族自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评奖季的时候，各家媒体就会到那些预测可能得奖的人家里去蹲守，以期能够第一时间给予采访和报导。

最有可能得到诺奖的候选人，自然会得到最多的蹲守，尤其是国家级媒体的蹲守。相对没那么有名的候选人，通常就要由地方媒体来照顾了。

可以想象，这样的蹲守大部分时间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就像是节日抽奖一样，这样的行动是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村上春树一直没有得奖的原因，说不定就是怕寂寞呢。

而自英国向北，尤其是到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地界了，诺奖的气氛自10月份开始，就不再降温了，即使是圣诞节之类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在一起，谈论的仍然是诺贝尔奖。

快到12月的时候，瑞典人的诺奖气氛更加浓烈，同样的，欧洲其他国家的诺奖氛围，也重新涌起。

最明显的改变是，从伦敦启程，杨锐和景语兰在机场就被连续升舱了。

化药振兴办公室购买的机票，自然是全数的经济舱。80年代的中国人出行，即使是领导干部，通常也没有要坐头等舱的概念，即使有，普通点的单位领导，其实也是舍不得的。

小金库里的钱虽然不能拿出来，但毕竟是自己用的嘛，同样的钱可以去考（旅）查（游）三次，一次用掉岂不是太浪费了，经济舱的位置挤一挤，几个小时也就到了，哪怕就是越洋飞行十几个小时，难道还比绿皮车更狠吗——早两年，闷罐车还大行其道呢。

对于刚刚获得了诺奖的杨锐，胡池等人也不觉得需要给予特别的对待，出国带队欧洲十国游+了，还想怎么的。

就是胡池等人，也都是坐着经济舱笑嘻嘻的，并不觉得厅级干部坐经济舱有什么掉价的。

就正常的想法来说，能坐飞机已经很了不得了。

然而，欧洲人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在第一次确认杨锐的身份之后，以后每次都会精准的认出杨锐来。如今坐飞机的人少，航司的执行能力显然更强一些。

胡池等人，不管心里怎么想，也只能看着杨锐，带着景语兰，安静的越过排队的众人，自顾自的坐着小车直抵机腹，再在飞机前端享受非猪食。

从伦敦到哥本哈根，再从哥本哈根到奥斯陆，皆是如此。

等到了挪威，完成了采购任务之后，杨锐的升舱之旅，终于在奥斯陆机场遇到了阻碍——当日的飞机满员了。

航司的飞机满员，在30年后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即使是三十年后，大部分航司的头等舱的上座率都不高。地勤很是过意不去的道：“教授，我们今天的航班超售了，将您安排到经济舱的前排可以吗？”

“当然。”杨锐看了景语兰一眼，微微笑了一下。

景语兰同样报以一笑，她对于是否坐头等舱并没有要求。

地勤看到了，英语道：“请问，这位是杨夫人吗？”

“是我未婚妻。”杨锐毫不犹豫的回答。

景语兰是英语老师，自然听得懂英语，对杨锐的回答很是满意，明面上，依旧是显的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