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公办公室外。

蔡教授有些焦急的等待着。他不是个很有权利欲的人，但对于北大荣誉这件事，却有着相当的热忱。

他这个年纪的学者多是如此，由于学术成果顶尖而经常参与到中央政策的制定，使得他们往往即使有机会，也不愿前往地方任职。偶尔泛起的对权力的向往，又经常通过其他渠道得到满足，并不需要一门心思的奔着高官显贵而去。

不过，在学校呆的久的人，总是免不了对荣誉的痴迷，尤其是从未得到过的学术荣誉，更是如此。

这更类似于一种集卡似的爱好，尤其是身在顶级学府的学者，更是恨不得把所有的荣誉拿一遍，到老了，就住在学校某个偏僻角落的院子里，没事和老伴到诸如未名湖畔的地方溜溜弯，偶尔若是有学生闯入自己的领地，就给他唠叨两句，若是看得上眼的话，再教他两套绝招，看这些后辈抓耳挠腮又着急又不敢得罪自己的样子。

所谓后继有人，那是印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是简简单单的钞票和权力就能满足的。哪怕是最黑化的政客，总也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自己的基业能万世不朽，哪怕是最肮脏的商人，总也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够存续下去，自己的事业能蒸蒸日上。

诺贝尔奖，对于一所大学来说，简直就像是一尊高耸入云的丰碑。

若是西南联大尚在，光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个名字，就能给他们带来海量的生源。

今时今日的中国，再没有比诺贝尔奖更能提振士气的荣誉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睁眼看到了世界的中国人，更是需要一个理由，来维持自己岌岌可危的信心——列强原来如此之强大，我等当如何应对？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读书容易，崛起却难，面对百废待兴的祖国，多少学者嗟叹不已，恨不得用血染土地，只为了看到一丝青苗，以证明这片贫瘠的土地，尚有生机。

当年的李四光，先学船舶制造，然而中国没有用来制造船舶的钢铁，于是转学冶炼，然而中国没有用来冶炼的铁矿，于是去学了地质学……常人学一门专业都觉得痛苦，何况是学好几门专业，支撑着那个年轻人的，支持着这个民族的，无非是一腔热血罢了，中国人除了一腔热血，还有什么呢。

英国人来了，带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尖端成果兵临广州，漆黑的兵船箭射不入，攀附不得，黑狗血不灵，月经布无用，即使有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

俄国人来了，出兵伊犁，战舰游弋于天津，即使有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

日本人也来了，陈兵朝鲜，覆灭北洋，即使有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黄金十年，及至二战，世界列强互相打出了狗脑子，中国人终于用3000万腔的热血，换来了战胜国的名头……

读书、技术与科学，从来都不能战而胜之，只是让热血稍稍的有些价值，有些意义罢了。

1986年的中国人，站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经济、政治与军事集合体面前，瑟瑟发抖，他们不是血已冷却，而是不知该将满腔的热血喷向何处。

蔡教授和朱院士，年纪虽大，亦有一腔的热血无处挥洒。

为杨锐的科研前途而奔走，两个人其实都是冒着风险的，不仅是学术上的风险，也包括政治上的风险。

对于暂离运动不过十年的两个人来说，这样的风险，原本是不必冒的。

但两人都觉得义不容辞。

风险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一腔热血，就能换来一个诺贝尔奖——其实，又何须诺奖相换，仅86年一年，中科院在北京地区，就有23名正值壮年的研究员去世，他们并不是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理想，只是在追逐时间的旅程中颠出了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