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卡伦挑选的很辛苦。

而诺顿出版社的推销员们，一个个上门介绍更是辛苦。

有资格给未出版书籍做评价的都是高端教授，有些人比较好说话，你寄封信就行，但大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因为一封来自出版社的信，就花费十几个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下未出版的书籍。

必须有来自诺顿出版社的熟人，一个个的介绍《基因组学》给他们。

经理丹尼尔想要二十人到三十人来评价杨锐的《基因组学》，他的秘书卡伦就不得不挑选出一两百人的名单，而诺顿的推销员们，又不得不一一尝试。

即使如此，他们也几乎无法得到三十人的数量。

教授们很忙，哪怕有所空闲，也不一定愿意用来读书。

推销员们只好多次上门，用尽各种方式，让教授们愿意阅读它。

这并不容易，但销售工作就是如此，通常来说，阅读并且给某本书好评的教授，往往会对这本书网开一面，即使它比竞品更弱势。

那些并不是最好的教科书，经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卖掉的。

甚至于，有些教科书一年就卖给一所学校的也有。

而在美国，售价极高的教科书，只要有人要，就能赚钱，20美元或者30美元的教科书在美国是基础价，150美元甚至200美元的教科书也屡见不鲜，这当然不止是因为美国的教科书印刷精美，或者美国的消费水平如此，在一门课通常要两三本教科书的美国大学里，一年一千美元以上的教科书支出是普通美国学生都承担不了的。

美国教育出版的特殊性，使得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需要一些生存之道。

诺顿出版社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终身雇佣制，就像是日本企业一样，诺顿出版社的员工几乎是终身受雇的。

而他的推销员们，也是出了名的坚强。

作为一家中型出版社，保守而违反普通美国公司经营方式的诺顿的推销员们，几乎问遍了行业内的基因生物学大拿。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所能容纳的学者数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容纳多少学者，其实是由研究领域的热门度，而不是领域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

这很容易理解，只有热门的研究领域才能养得起数量众多的学者，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的抗生素研究，那简直称得上是全球皆兵，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大学，只要有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就没有不研究抗生素的，当时，这东西可是被看做治愈疾病的希望，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的终极答案，就全球范围来说，抓1000万名从业者，100万名研究者，1000名知名教授不成问题。

但是，到了80年代，抗生素的研究规模恐怕连50年代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进入21世纪以后，抗生素研究早就被学者们丢到脑后去了，为什么会有“超级细菌”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滥用抗生素，还因为缺少人力去研究新的抗生素，以21世纪的医药企业的能力，如果超级细菌真的蔓延开来，新型抗生素开发也就是几个月，最多两三年的功夫。

同样是在80年代，参与自身免疫疾病的研究的学者，一只手就能数的出来，比如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学者，也就是杨锐在美国遇到的那几条，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但进入21世纪以后，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玩艾滋病？全球各个高校，研究机构，生物公司和医药公司，100万人都是小数字。

基因生物学作为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在80年代还是比较受到关注的，基本每个有生物系的学校，都会有人做相关研究，但要是按照中国的省级实验室的标准来看的话，即使是美国，很多大学也等于没有人做相关研究。

大拿自然是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