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餐厅里拦住一名学者就毛遂自荐，这确实等于瞎猫碰着死耗子，遇到脾气好的还行，遇到脾气不好的，学者损人是不用带脏字的。

杨锐犹豫着道：“不用这样，我只是想再试试而已。”

“还试什么，咱们在实验室里试的够多了，难道做一个报告也要试来试去？”张大勇挺停了一下，又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要是我的话，我是不会追求一定做一个报告的，不过，你还年轻，你想做一个报告，说点想说的东西，我也愿意支持，咱们先吃饭，吃完饭，我就打电话，好不好？”

“张教授，不必这样。”

“你不要和我客气了，这事我愿意，我想帮忙，你不要拦
我。”张大勇用六七十年代的风格语言，表述自己主动帮忙的意思。

杨锐心中有暖流潺潺涌过。

打电话找人帮忙，需要什么样的人情，杨锐不知道，但他知道，就以自己与张大勇的关系来说，萍水相逢，人家能托人帮他引荐，那是很大的付出了。

然而，杨锐想要的却不是几个月以后的引荐，到时候，《自然》是否刊登的结果都出来了，时间也耗费掉了，再出国一趟也很难……

不过，这确实是一次机会。

几个月以后的事谁都说不上，《自然》拒稿了，不见得《jc》就不拒他的稿子。

越是革命性的论文，其实越要小心谨慎，因为审稿人很可能是一个死脑筋。

如果因为认为学者是知识丰富的人，因此就是思维开放的人，那就与相信高官更有道德感一样可笑。

历史上的赛麦尔维斯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事例，这位匈牙利人在维也纳发现了产褥热与“毒素”之间的关系——那个时代还没有细菌的概念，造成产妇死亡的产褥热病被赛麦尔维斯认为是接生的医生在解剖尸体时带来的毒素，虽然认识有偏差，但赛麦尔维斯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命令所有给产妇接生的医生必须洗手。

听起来可笑，但在19世纪的欧洲，在那个相当于中国道光年间的时代，医生们不仅不洗手，他们甚至不洗衣服，以至于白大褂的围裙上沾满了血迹和碎肉块。

血迹的来源广泛，碎肉块的来源往往是尸体，学医的实习医生每天早晨解剖尸体并上课，下课以后就去产科帮忙接生，期间并不洗手，由此造成百分之十六的死亡率……

而在赛麦尔维斯的洗手令下达以后，他所在的产科的产褥热的死亡率从16下降到了3。

如此美妙的结果，在赛麦尔维斯发表了论文以后，却并未得到同行们的认可。

相反，赛麦尔维斯得到的是狂轰乱炸，自命神圣的医生们不能接受死亡是自己带来的这种理由，而他的解释方法也与欧洲一贯的医学理论不一致，当年的欧洲病理学是一种中医式的理论，他们认为每个人的疾病都与每个人的独特体质有关，所以诊断应该根据每个人的特异体质来进行，将一种复杂的疾病解释成是毒素，在当年的欧洲医生们看来是轻率且大逆不道的。

更何况，提出此点的还不是奥地利人。

最终，发表了革命性论文的匈牙利人赛麦尔维斯在维也纳找不到工作，只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并在一番理论大战之后，被妻子送进了精神病院，惨死在精神病院看守的棍棒下。

杨锐倒是不担心自己被棍棒打死，但谁又能保证这一个下一个期刊社的编辑和审稿人是思想开放，神志清晰的明白人呢？

“谢谢你，张教授。”杨锐决定接受张教授的好意，付出的人情，来自再还好了。

尽管不是立即有效的措施，但至少是一份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