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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作者们写作时务必警醒:不要出现违规违法内容,不要怀有侥幸心理。后果严重,请勿自误。(已有外站作者,判刑三年半)老实说,杨锐给苏先凯的条件并不突出。
调到首都来工作是个好条件,但北京那么多人,说明在首都工作,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杨锐给苏先凯的薪水也不突出,他的华锐实验室是私人实验室,想开1000,想开两千,都随便自己。苏先凯入了北大的编制,就由北大发薪,他最多给点奖金福利,也不能保证具体的数额。
唯一比较特别的,就是解决了苏先凯夫人的工作,不过,这个在大学里,或者说,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都不稀罕,好点的单位,都会想尽办法解决家属工作的问题,这对机关领导来说,是一项极重要的工作。
而且,直到21世纪,这个政策仍然在使用,尤其是21世纪初的时候,普通高校为了招揽人才,争夺如211或者升本升大学之类的名额,往往都会给博士生两个相似的条件:解决家属工作,并解决住房问题。
美国高校亦有雷同的政策,如果夫妻双方都做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同一领域工作,那大学理论上都会给夫妻双方一起提供工作机会——虽然目的是不单纯的,但结果是相同的。
不过,杨锐招揽的并不是博士生,这个条件就非常吸引人了,尤其是吸引北京以外地方院校的人才。
研究领域的贫富差距是非常可怕的事实,自建国伊始,中国的科学研究中心就在北京,上海依靠着自身的富裕,稍微能说几句话,但是北京如云的高校联合体相比,只能说是每况日下,抽东南之血以滋京城是从来没停过的。
复旦上交之类的高校虽然偶有高招,但却是从来没有登顶过,而且是力量越来越弱的节奏。
除了上海,全国其他地区在研究水平上的差距,与北京就是绝对的天壤之别了。
看看南京大学就知道了,建国之初直到改革开放,南京大学都在各方面的指标都排列前茅,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随着中央财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只是财政倾斜一条,就足够让南大匍匐,更别说其他的无影连环脚了。
对做研究的人来说,在不在北京,差距是极大的,除非是某些特色研究,否则,地方高校想做第二梯队都要竞争。
这就比如那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著名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测序论文,作为一篇国际合作论文,它有58名共同作者,论文在8月5号投稿,两周以后被接受,其中六人在看到论文发表以前就死于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而这些研究者,全部属于塞拉利昂的凯内马政府医院,他们当然是重要的研究者,58名共同作者都是重要的研究者,某些时候,一线研究者更是不可或缺,但特征性如此之强,如此一线的研究工作,并不一定是研究者们所追求的。
研究者也是人,研究者更追求低投入高产出。
如果说,杨锐之前放出的风声,还传的不光,引起的重视不够的话,苏先凯的故事,却让杨锐和他的实验室,瞬间变成了热门话题。
年轻的cell作者,高端仪器,还有极具人情味的实验室政策和待遇,再没有比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