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汝岳等人做实验准备的时间，杨锐自顾自的拆读信件。

后世有微信，有qq，有短信，有电话，还有邮件等等联系工具，但在80年代的中国，信件就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联系工具了。

问8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写过信的可能绝无仅有，但没有打过电话，或者拍过电报的就太多了。

虽然杨锐每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但他是土豪阶级，与普通人是无法类比的。

现在寄一封信才几分钱，打电话却可能要几块钱，而且，电话也不是想打就能打的，例如西寨子乡，有电话的除了乡政府以外，就是邮政所，电话也不是拿起来就能拨通的，人工转接一路到北京，说不定要一半个小时的时间，占线等待两三个小时都不稀奇。

可以说，1984年打往北京的电话线，比2014年开往北京的路还要堵。

杨锐在锐学组的同学，还有开会认识的专家，甚至他不认识的专家，也都喜欢写信给他。

现如今，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一个学期收发十几封邮件实属正常，不像是后世那样，寄信就要寄好几页，许多人都喜欢写大字，一页就写二三十个字，一封信下来，很可能都没有144个字。

而这些信件，聊天的有，问候的有，谈工作的也有，但大部分都是聊天的。

杨锐也是习惯了写短信，他左边放着信，右边放着信纸，一边看，一边就回信，信写好了，装进信封，封口后，再将回信与寄过来的信用橡皮筋一绑，自然有科研狗之后帮忙填写回信地址，贴邮票并寄送，比收发手机短信的步骤也麻烦不到哪里去。

当然，前提是有科研狗帮忙。

十几封国内信件下面，另有四封国外的信件，自从杨锐参加了“国际医学与生物工程”之后，就有认识的专家教授寄来交流信，等他发表了《cell》以后，更有不认识的外国人寄信过来。

他是论文的通讯作者，自然要把联系方式刊登在《cell》上，对生物科学界来说，重量级的论文，也就等于是黄金广告位了。

杨锐不急不缓的拆信，回信。

这就像是后世的研究员要每天写电子邮件一样，看信和回信从来都是研究者工作的一部分。

这种工作方式，可以前推两三百年。高斯的许多著名发现与成果，甚至都是后世学者从他的信件里刨出来的。

同样在唐集中实验室里工作的助教和讲师都羡慕的看着杨锐用英文写信，这是大家争着抢着参加国际会议的原因之一，对学生来说，有一名外国笔友或许是很酷的事，对学者来说，有一名外国学者交流心得，那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与促进。